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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技巨头反垄断审查事件分析 计算机 计算机 反垄断下的命运与抗争 ——美国科技巨头启示录 美国历史上的反垄断思潮由来已久。美国反垄断开始于 1890 年的 Sherman Antitrust Act 和 1914 年的 Clayton Act。反垄断思潮主要分为几个学派，芝加哥学派认为，反垄断的核心在于最大化消费者福利，也就是用最低的成本提供最多的商品给消费者。1990 年代以后，基于行为主义、博弈论和经济学模型挖掘市场缺陷的后芝加哥学派登上舞台。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巨头的不断壮大，新布兰迪斯学派呼吁恢复针对巨型公司，尤其是数字经济巨型公司的反垄断执法。 近期美国司法部对 Google 发起反垄断诉讼，参考意义很大。2020 年 10 月20 日，美国司法部提出诉讼，要求限制 Google 在搜索引擎、搜索广告等领域的垄断地位。这场反垄断诉讼直指 Google 帝国的核心，也就是其搜索接入点（例如 Chrome 浏览器，OK Google 语音助手等）。这场诉讼与整个政治环境有较大关系。之前 Google 被反垄断调查过但最后没有起诉，但是随着现在移动互联网红利进入尾声，贫富差距变大，以及新布兰迪斯学派的日益壮大，发起一场对巨头的诉讼在情理之中。我们认为由于 Google 拥有强大的法律资源，这场反垄断诉讼将和之前发生的类似，旷日持久。 重要反垄断诉讼对企业及资本市场的影响回顾：我们对IBM、ATT、微软的反垄断诉讼进行了分析。IBM 反垄断诉讼使得其硬件与软件和服务解绑， 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软件市场。ATT 反垄断诉讼将该公司拆分为 8 个部分， 账面价值（Book Value）减少了 70%。微软的反垄断诉讼则出现过极端反转， 一开始微软被要求一拆为二，但最后没有被拆分，诉讼的焦点 IE 浏览器仍然在 Windows 系统中。从资本市场的层面看，20 世纪初的反垄断诉讼对公司股价产生了负面影响，而 20 世纪之后的诉讼对公司股价的影响较为有限， 反而产生了较多超额收益的情况。 打铁还需自身硬，反垄断指南大有裨益。在竞争激烈的科技领域，只有拥有好的产品与服务，才有资格谈论垄断的话题。随着国内互联网巨头的日益壮大，国内反垄断恰逢其时。我们认为，国内最近出台的反垄断指南考虑周全， 且针对互联网平台给出了清晰的行动指引。本次反垄断指南的出台，将对互联网平台竞争的乱象形成良好的约束，对于我国互联网平台的长期发展大有裨益。 风险提示：反垄断政策落地进展。 美国历史上的反垄断实践 我们认为，回顾美国历史上的反托拉斯实践对判断整个反托拉斯的演进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哈佛商学院Laura Philips Sawyer 的分析，美国反托拉斯实践开始于1890 年的Sherman Antitrust Act 和 1914 年的 Clayton Act。19 世纪后期，为了制衡逐渐集中的经济力量，越来越多的州开始提出刺激竞争的政策，但随着通讯和运输科技的快速发展，跨州经济活动日益昌盛，这就使得联邦级别的法律势在必行，也就导致了 1890 年 Sherman Antitrust Act 的提出。大约一个世纪之后，人们发觉到了 Sherman Act 对于部分行为制裁力度不够，通过了反对不公平竞争的 Clayton Act，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进行监管，并制定了特定行业的规则和条例来管理法律实践。 为了应对 1930 年代的经济萧条，罗斯福尝试建立国家认可的卡特尔组织来拯救经济，但这项举措失败了。尽管如此，反托拉斯法规和实践并未消失。战后反托拉斯政策对于并购审核十分严格，同时，国会和司法部着重对美国市场的国外企业进行反托拉斯调查。 反托拉斯法律最大的变化也许发生在 1970 年代。严厉的反托拉斯执法引发了强烈的反弹， 美国企业受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较大冲击，改变了法律和政策偏好。人们试图在反托拉斯法律中消除进步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偏见，与芝加哥经济学院有关的新经济学思潮（芝加哥学派）认为反托拉斯法律的核心在于最大化消费者福利，其结果则是许多曾经被反托拉斯法视为非法的商业实践合法化。自然而然的，反托拉斯法的适用领域有所缩小，司法部门的监管干预也减少了。人们通常将这项政策解释为最大化消费者福利，也就是用最低的成本提供最多的商品给消费者，过去对于保持较高市场竞争性的要求已经消失。 一般而言，美国大众对于竞争和自由市场原则抱有信念。技术和分销系统的改变，反复出现的经济衰退和萧条，国外的干预以及不断发展的经济和法律理论都对反托拉斯法和政策有所影响。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技术官僚主义在美国反托拉斯领域的发展，特别是自 1970 年代以来，在行政机构和专门律所中所扩散开的经济专业知识基本上让之前保护竞争对手的严格的反并购措施无效化。近期，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呼吁关注市场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