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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审美精神的生命情愫 概念、范畴和命题的独特性是构成一个民族思想理论体系的独特性重要方面。本文尝试以审美人类学的观点为依据，通过对中国古代审美理论中的某些重要概念、范畴的追问，从审美活动和生存方式关系出发，挖掘“天人合一”，“忧患意识”，“禅境”等存在意义上的人与宇宙自然共生共感，相互创造从而诗化人生、寻求超越的丰富美学意蕴和生命精神，以一个新视角来把握中国古代审美理论中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精神命脉。 一、感应：生命的共感 在农耕文明时期，这时人类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天地之序对于先民的农业生产乃至生存都非常重要，这就使他们留心观察宇宙并逐渐形成与宇宙自然生命相互依附而存在的文化心理。在灵魂深处，对待自然是感恩亲和的，不是畏惧对峙的。人的生命和宇宙自然的生命在深层结构上是相合的，是一种气息相通、主客同构、心物共振、和谐统一的生命共感关系。因此，先民对待自然是一种“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人生态度，不是西方的畏惧与对峙、征服与压制。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中也经历了天人感应说、比拟自然说、审美感应说等，并最终形成了以人和自然这种生命感应为中心的中国古典审美体验论。 从认识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感兴与以往进行客观理性的描写、分析、说明不同，它是在一个生气满注、血肉丰腴的生命存在整体中流连忘返。艺术家的心灵对世间万象敏感而通达，体悟到宇宙生命的博大精深，因此实现了人与自然生命间的感应共通。这时，他不再是一个世俗之人，而是以一个生命的元素投入宇宙运行的生命怀抱之中，以直觉的方式迫近自由生命的节奏气韵，自发地相应和，使世间万象真切而无拘无束地呈现。由此，中国古代审美体验注重兴会神到。不论是诗歌理论，还是绘画理论中，甚至是园林艺术中都对应目会心、迥出天机的审美感兴做出强调。 在中国古代美学中，审美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愉悦感官，而是为了畅神。随意纵横，应手间生，一任生命情感自由地流淌，从而传达出生命的光彩节律，展示生命的丰沛浩荡，让自我生命随着自然生命的永恒运化，得一安稳、恒久的生命家园。 二、忧患：人生的此在 不论是儒家讲人和，还是道家讲天和，其归根结底都是在讲作为本质上是和谐的“天人合一”。一方面，它指向“极乐”、“至乐”的审美境界，另一面便是“忧患意识”的自觉。在这里，忧患意识是对生命自身存在意义的加强和人本价值的追寻，不同于先秦儒家的那种重视“游”——实践活动，重视“从心所不逾矩”的充满自由快乐的自由境界，也不同于庄子的逍遥自在，与道融为一体的人生态度。这里的忧患意识，有的不仅是是对人生历史的感喟，也有对单个生存人的深切思考，乃至对全人类生存群体的由衷关切。由此，它在这里笔锋一转，已变为对独立的生命个体本身的自觉关照，而不是上文所阐述的对山水自然发自内心感恩式的感兴。 屈原可谓是此先驱。他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为死而在”，即便是一直怀才不遇，不得重用，历经种种磨难，但还是对生命有着执着的追求，对“修能“、“内美”不能自已。汉魏六朝，随着人的生命意识萌发，一种清醒人生意识的感伤情绪弥漫整个社会。对生死、时空的感叹，对生命的脆弱、短促、不堪一击更是成为整个时代的论调。这里，忧患成了他们“众人皆醉我独醒”式的第一次对自身存在的呐喊。唐代则由于人性得以张扬释放，忧患已不再是对自身的自怨自艾，群体的民族意识油然而生。特别是中唐以后，人们明白盛唐已经难以企及，唯有望洋兴叹，追忆往昔而已，这时对个体生命的感叹与把握理解常常被社会的思索所笼罩，满富历史的沉重感和沧桑感。到了宋朝，宋人的心境与意绪更是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本不像盛唐人那般锐意进取。自然人的生命力度也大打折扣，由外在的张扬变为自在的敏感。士大夫也因身处那样一种环境，不管是对自然还是空间都充满了困惑与冷漠，心理也更内敛。他们的审美体验变成了无尽的苦闷与愁绪，审美视角也仅仅局限于伤春和悲秋。明清时期，文人的审美与私心情欲、个体血肉、世态炎凉紧紧相连，俨然已成世俗人生。 因而，他们的忧患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积极主动自觉的反叛精神和追求生命自身解放的天地勇气。 通过以上对生命核心的这一“忧患意识”的简单梳理，我们知晓人生此在在经历了从人性的萌发自醒到对生命价值的探讨，从气息浓厚的民族气魄到自觉的反叛精神，这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不断完善的过程。一方面，他们把历史、哲学作为其生存空间和思维视野，另一方面，他们生命中最活跃、最顽强的求本精神在这一生命历程中闪烁着永恒的光芒。他们是伟大的，他们对人生的审美境界也已企及了一定的高度，因为他们的忧患是以天地胸怀来处理人间事务，“以道家精神来从事儒家的业绩”的“天地境界”。 三、游目与妙悟：生命的敞开 纵观中国古代哲人诗人审美观照方式，大抵不过是仰观俯察、远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