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语文新课程改革一辩.docx

为语文新课程改革一辩 徐江先生对中学语文的批判是全方位的：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从阅读到写作。如果说，此前的文章主要是针对教学法，因而其批判的对象是课程的执行者即中学 老师的话，最近的文章《论语文教育改革的哲学盲点》 （《语文教学与研究》 2006 年第 6 期）则将批判的矛头转而对准了课程改革政策的制定者与语文教材的编审人，即相关的专家学者与教育行政人员了。 虽然从理论上讲，做一名合格的教师，尤其是从事基础教育的中小学教师，除了需要具备本学科的专业素养之外， 还应该具备诸如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学科知识。 然而“应该”远不等于现实，现行的师范教育体制并未给两者的均衡发展 提供制度上的保证，更遑论从综合院校或非师范专业毕业而从事基础教育的人了。因此，当徐江先生将论辩的话题引入一个专业性很狭窄的领域――课程理论领域时，坦率地说，我不认为自己在这一领域拥有多大的发言权。原则上讲，一位语文老师对课程理论的知晓，并不先在的就胜过一位数学老师。我虽然不了解徐江先生的学术背景，但在这里也可以冒昧地下一断语：徐先生同样也不是一位课程理论专家。这从他针对语文教育改革实则只是课程改革的批判以及相应构建可以看出。 一、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对语文教育“叠加性操作”的质疑 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是课程改革。作为课程改革重要内 容的教材建设，是一项需要大智慧与眼光，非常艰巨而往往 又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即便如徐先生所言搞一个“选本”当 一个选家亦非易事。历来唐诗选家如潮，广为流传的还是蘅 塘退士那本《唐诗三百首》 。即便如此，说三道四的照样代 不乏人。实际上，早在徐先生之前，对新教材乃至于对新课 改的质疑与批评，其实也不绝于耳。这除了说明改革的艰巨 性和长期性，说明我们的社会已日显示其多元与包容之外， 也印证了课改专家钟启泉、崔允 ?t、张华在《基础教育改革 纲要（试行）解读》一书《后记》中颇有广告语色彩的一句 话：“没有最好的课程，只有更好的课程。 ” 基于此，当徐江先生“尖锐地批判《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违背了事物的基本构建思维” ，认为“随处可见的叠加性操作弱化了语文教育” ，并且“误人程度最深、影响范围最大的叠加性操作表现是语文教材的编辑。因为语文教材 在全国范围里规定了语文教育的叠加性” ，“那些编辑课文的专家可以说是胸中无数，或者说有其一定的思考也是错误的思考”，我便很难对他的根本否定全盘推倒认同了。我在此 要努力为新课改新教材辩护，依据的倒不是什么艰深的课程理论，而是一位一线教师几十年运用各个历史时期的教材的体会，以及新教材将近两个循环使用后的心得。 我认为《语文课程标准》对课程性质的界定，在中国的语文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此一界说廓清了在语文教育界笼罩多年的迷雾，终结了“工具”与“人文”两派多年几近于“姓资”还是“姓无”的无休止论辩，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如前所述，尽管对新课改的批评与质疑虽时有所闻，但对“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却可以说是已经达成共识的了。 我认为，新教材在实现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方面， 做的是相当到位的。我曾在《理科生的人文阅读有多重要》 (《中国教育报》 2005.10.13)一文中，谈到我对这套实验教材 的认识：“人教社统编教材的编排，涉及中国文学、中国文 化方面，其“史”的线索是清晰可辨的。上起先秦两汉，下 迄宋元明清，直到现代当代，这是一条时间的经线；散文， 诗歌，小说，戏剧，这是一条文体的纬线。勾连起经纬的， 则是一颗颗珠玉般闪烁的历代名家名篇。连点成线，经纬交 织，在三年的高中时光里，为学生编织了一道中国文学，乃 至于中国哲学、中国美学、中国文化的网络，在学生头脑中 勾画出一个大致清晰的轮廓。有这个轮廓和没有这个轮廓是大不一样的。这三年的语文学习过程，就相当于认同民族文化身份的过程。 ”当然每一枚硬币都有其另一面。初高中教学的衔接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大问题。缺少文言常用实词虚词 积累和基本文法知识的高一新生， 一上来便要学习像 《左传》《国语》这样文字艰深而且跳跃性很强的先秦作品，反倒是 越往后学语言障碍却越见其少了。照顾到了史的线索却有悖于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认知规律，这实在也是很难两全的。我不明白徐江先生的指责“语文界总是在一个方向搞一些相同和性质相同的” “叠加性操作” ，“这种‘叠加’的突出特点是要素的简单重合，是量的无序堆积” ，其依据究竟是什么。 在我看来，新教材的两大突出亮点，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其一是现代派作品的入选，其二是大众文学作品的入选。这两点极大的拓宽了学生的文化视野，积极回应了现实文化语境的挑战。 比如说小说单元吧，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文学风生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