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刑事和解的根基和价值.docVIP

PAGE / NUMPAGES 探究刑事和解的根基与价值 内容摘要：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之所以能够如火如荼地开展，不仅在于它能够实现对被害人权益的利益保障，减少犯罪带给社会的损失，满足了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也在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浓郁的和解文化以及刑事和解自身蕴含着符合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基本价值。以德配天，礼法结合的古代社会的治理模式，情理断案的纠纷处理规则，以及以和为贵的“无讼”文化，共同构成了刑事和解在中国发展的社会土壤。由此，未来刑事和解制度的运行对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完善绝非天方夜谭，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并凸显生命力的和解实践，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有确立刑事和解制度的社会土壤和现实需求。而在刑事和解的价值层面，功利和谦抑是刑事和解的初始价值，而公正和人权保障则是刑事和解的最终价值。功利性的存在能够很好的满足被害人、加害人和司法机关三方主体的利益需求，从而具备了在现代社会实现制度化建构的内在动力。而刑事和解谦抑性的价值体现迎合了现代刑事法治文明化的需求，宣扬刑罚的人道主义，促使人们从对刑罚的盲目崇拜中解脱出来，让刑罚的运用符合人类本性的要求，符合实现人类尊严的需要。在刑事和解的终极价值中，公平正义正是借助意思自由表达的形式来实现加害人与被害人权利义务的重新分配。在国家让渡部分犯罪追诉权力的情况下，被害人加入到刑事责任追究机制的裁判中来，以契约自由的精神来追究自身权利的实现，实现重新分配自由的正义。同时，刑事和解以人权保障为核心，迎合了现代法治基本理念的要求，符合我国现代司法对于平等、正义、法治、和谐的积极追求，成为刑事和解生命存在的原动力。 关键词：刑事和解 被害人 加害人 初始价值 终极价值 引言 近几年来，西方的恢复性司法实践在降低再犯率、民众满意度、被害人保障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世界X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且被学者引入到我国的刑法理论中，从而以一个新的名号—— “刑事和解”——成为刑事法学科领域的热点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不仅在于它能够实现对被害人权益的利益保障，减少犯罪带给社会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他满足了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价值观念和个体需求的多样化日益明显。传统刑事诉讼纠纷处理机制在惩罚犯罪、保护犯罪方面越来越显示其不足的一面。犯罪率的持续未降，累犯比重的居高不下，受困于上诉、滥诉、缠讼的压力，刑事诉讼犹如一台老迈的机器不能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可以说，传统犯罪惩治模式和应对体系在矫正犯罪、改善受损的社会秩序、弥补缺失的主体利益方面效果颇为失败。在此背景之下，普遍存在于各国社会的传统解决纠纷方式——“和解”，逐步进入主流学者的研究领域也就相当自然了。 但是，透过这种现状的背后，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目前对刑事和解的制度化运作尚不够成熟，在不同的地区或者不同的案件当中存在司法适用的冲突。而造成目前这种热情高涨而又有失理性的现状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对于刑事和解的根基和基本价值的分析与探索，因此，笔者选择这一颇具哲学意味的主题作为研究的对象，以期通过对刑事和解的价值分析能够有效推动其在司法运作中更为理性的实践。 刑事和解的内涵界定 从古至今，中国法律文化中从不缺少和解的传统，因此刑事和解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完全陌生的事物。但不可否认的是，刑事和解的研究和实践始终伴随着西方恢复性司法的影子，其内在理念上与恢复性司法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使得部分学者在研究过程容易将两者混淆。笔者认为，以恢复性司法来理解刑事和解有不当之处，毕竟两者有诸多区别。因此，基于我国理论界对刑事和解X畴的使用现状，在对刑事和解制度予以哲学分析的同时，有必要先理清刑事和解的概念以及其与恢复性司法的区别，从而能够选择更为合适的立场加以阐释。但是，从目前学术界关于刑事和解的界定情况来看，恰恰忽略了刑事和解中的一些重要要素，对于X畴的基础性地位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因此系统梳理目前存在的多种观点，找出个中差异和不足，为制度性建设提供一个立足点是十分必要的。 从整体情况来看，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从定位来看，对刑事和解和恢复性司法的关系存在不同认识 如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Victim-Offender Mediation)，也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 向某、马静华：《刑事和解的价值构造及中国模式的构建》，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6期。也有观点认为，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者的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在第三方(可以是司法机关，也可以是社会自愿人员)的帮助下，被害人与加害人通过直接商谈，来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司法模式。 X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 向某、马静华：《刑事和解的价值构造及中国模式的构建》，载《中国法学》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