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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果公平分享与收入分配机制的完善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已日益成为近年来学术界与公众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能否逐步消除实际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缩小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形成人民群众公平分享发展成果的社会主义分配机制，既关系到人心的向背，也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败，是对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体系是否完善、治理能力是否过硬的一场严峻考验。 一、人民群众公平分享发展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发展成果由人民公平分享，既来自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定，又契合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对切身利益的现实诉求。 （一）关于未来社会收入分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规定了发展成果必须由人民群众公平分享 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认为：“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P998）因此，“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P436），即按要素分配（非劳动者凭借他们对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所有权，劳动者则凭借自身劳动力要素所有权，分别获得各自的消费资料）。这种分配，实质是广大劳动者与非劳动者之间的一种交换，表面上遵循了等价交换的平等原则，但由于交换起点的不公平，一个是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一个是除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结果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性质的分配，与人民群众公平分享劳动成果的原则根本对立。 尽管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P558）。肯定这种分配与以往相比的“三个有利于”，即：“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PP927～928）认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是按照商品交换的各个永恒规律行事的”。尽管劳动力使用一天创造的价值，要比一天得到的劳动力价值多得多，但“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绝不是不公平”。（P226）恩格斯更为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公平”，即由“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来断定的公平。（P274） 对正义的判断也是这样。马克思认为：“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P379）而货币所有者从利润中瓜分利息，虽然同资本剥削的性质一样，但马克思并没有把它列入非正义之列。尽管劳动者不能公平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就必须承认这种分配相对的公平正义性。 反过来，“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P436）即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P243），即人民群众公平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公有制社会是世界范围内单一的自由人联合体，产品不需要经过交换而可以直接分配。每个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是平等的。每个人“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P434）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物质财富未能极大丰富，劳动者能力也有较大差异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只能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的按劳分配。尽管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和不同负担的家庭来说是不平等的，但在劳动这个同一尺度面前，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P434）而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了，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了，劳动者也随着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消除了能力差异，只有在那个时候，“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P436） 在消费资料的这种个人分配之前，还存在着另一种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强调的六种必要的“扣除”。这里所扣除的一切，“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每一个生产者“谋利益”。（P433）特别是其中用于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用于学校、保健设施等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