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关注低收入人群.docxVIP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关注低收入人群 贫富两极分化不仅会影响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甚至会威胁到社会政治稳定。当前必须要采取多种措施来“提低”，增加低收入人群的福祉，缩小收入差距 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收入差距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重要的是如何来缩小由行业、地域等所导致的收入差距。以往的政策不外是“提低、扩中、控高”，但从实践来看，有些政策措施不仅没有增加低收入者的福祉，反倒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经济学上称之为公共收入再分配的“戴瑞德定律”，即旨在增加穷人福祉的公共支出，最终会让中产阶级得益，而通过税收由穷人和富人承担。 讨论如何改善穷人的境况首先要明确一点：我国的收入差距扩大是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所谓的穷人也只是相对贫困，而不是绝对贫困。库兹涅茨认为，从传统的农业产业向现代工业产业转变的过程中，在经济未充分发展阶段，收入分配差距会随同经济发展扩大，但进入经济充分发展阶段后，收入分配将趋于平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开始了高速增长，三十多年来GDP年均增速近10%。在这个工业化不断加深和二元经济结构变迁的进程中，不仅仅有库兹涅茨所说的经济发展导致的“创造”和“破坏”，更是蕴含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所引致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改革之初，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内存在的“大锅饭”现象，为了鼓励经济发展、提高效率，党中央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设想，这一设想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党中央也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这也同库兹涅茨提出的收入分配随经济发展先扩大后缩小的说法不谋而合。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城乡居民收入与国民经济也始终保持着同向的增长态势，只是增长幅度略低。20世纪80年代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9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14倍，同期GDP增长了2.7倍，90年代的数据分别为2.87倍、2.2倍和3.8倍，本世纪前10年数据分别为2倍、1.28倍和2.4倍（白景明：“居民收入倍增与经济增长走势”，《中国金融》，2021年，第23期）。按照1274元的扶贫标准计算，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的贫困人口已经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为2688万人。 但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收入差距亦逐渐扩大。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1年至2021年反映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水平的基尼系数。数据显示，虽然从2021年起，我国的基尼系数逐年回落，但10年间基尼系数一直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2021年更是达到0.474。这个数字不仅比印度、伊朗、波兰这些发展中国家要高，而且高于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并且，由于存在着高收入户不配合、灰色收入、隐形收入和非法收入等统计问题，我国基尼系数的真实水平恐怕还要高于发布的统计数字。有资料表明，我国城镇居民10%的最高收入家庭和10%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不断扩大，1996年为3.8倍，2021年扩大为5.7倍，2021年进一步扩大为8.6倍，由此导致低收入家庭的生活状况恶化。 客观地讲，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采取了财政税收等多种手段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但成效并不显著。我国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严重滞后，贫富差距逐渐扩大，这一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劳动所得占比较低。低收入者的主要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