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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收入分配差距视角的我国内生消费水平提升路径 消费水平的高低通过消费率来衡量，即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它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其变动直接反映着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变动态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变动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从1978年的62.1%降到2021年的48%。2021年以前，我国经济增长10%以上，投资和出口的拉动效应较为显著，而国内消费的经济拉动效应处于低位。不断降低的消费水平，受收入分配状况影响较大。目前，国内学界专门研究消费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的成果颇多。基于此，本文则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内生消费水平提高的财税政策措施。 我国消费率变动的纵向与横向对比分析 2021年以前，我国每年经济增长10%左右，出口和投资的拉动作用尤为明显。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消费增长均低于国内GDP增长，消费率的变动大体呈现出“上升-下降-小幅上升-下降”的基本态势，消费拉动经济潜能释放不够。金融危机过后，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保增长、调结构是我国政府的目标，政府通过实施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调整经济结构政策达到经济发展。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而我国的消费水平无论纵向还是横向比较，仍然较低，这为政府实施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提供了空间。 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长期以来，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一直低于GDP的增长。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的消费水平不仅低于发达的高收入国家20个百分点左右，而且与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东亚和太平洋国家、南亚国家相比较也明显偏低15个百分点左右，与世界的平均消费水平相比，也有10-20个百分点的差距。因此，提升消费水平潜力较大。 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的政府消费水平与其他国家比较差距不很大。与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东亚和太平洋国家和南亚国家的水平相比也基本相当，一般在2-3个百分点上下波动；与高收入国家相比较，一般低1-8个百分点；与世界平均政府消费水平相比较，有3-6个百分点的差距。说明我国的政府消费水平相对也低。 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比低收入国家低9-40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低11-26个百分点，比东亚和太平洋国家低4-8个百分点，比南亚国家低15-25个百分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27个百分点。说明广大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仍处于低位。 总之，无论是居民消费水平、还是政府消费水平，我国的最终消费水平仍然处于低位，使得扩内需、促消费成为必然选择。根据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收入是消费水平高低的主要的影响因素，函数表达式为：C=f（Y），两者一般为正相关关系，收入增加、消费增加，但消费增加不及收入增加之快。而与收入直接相关的是当下收入存量、收入分配状况和未来收入的持久性。本文主要从实现当前收入分配公平入手，借以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侧重点主要是从个人所得税、遗产赠与税和增加农民收入视角进行分析。 收入分配状况与消费的关系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普遍用来反映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越高；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越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指标是0.4，基尼系数超过0.4，说明收入差距较大。从表4可以看出，自2021年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均在0.4以上波动，最低为0.473，最高为0.491。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依然不公平，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财富分配呈现出“橄榄型”两极化态势。另据2021年7月25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显示：我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21年为0.55，2021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收入分配不公平状况远远高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状况呈现出“低-高-更高-高位下降”的态势。虽然国家政府在政策、制度、监管层面采取了一些手段，但收入分配不公平态势仍处高位，始终没有降到0.4以下。可见。只有改革收入分配的体制机制、加强税收调控和政府监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发展，才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障碍性因素。 从表5可以看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每年递增20%以上；出口增长除2021年负增长、2021年7.9%外，其他年份均在20%以上，2003-2021年超过20%，接近30%；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在15%左右。每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出口增长均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与GDP增长率较高的年份完全契合，可见投资增长、出口增长对于GDP增长贡献较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低于投资和出口的增长。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