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问题文献综述20111119.docVIP

人口红利问题文献综述 吴雄周 彭秀丽《商业时代》 2011 年第 24 期 发布时间 :2011-09-19 David E.Bloom ，Jeffrey G.Williamson 在 1998 年首次提出 “ demographic dividend ”，即人 口红利后， 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红利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现有研究成果基本 上是沿着“人口红利的定义和本质、分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计算标准、持续期长短、区域应用研究”这一框架展开研究的。 一、人口红利的定义和本质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从“机会” 、“期限”、“源泉”、“过程”等不同的角度定义了人口红利，界定了它的本质。 “机会论”将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界定为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提供的经济增长的机会。 发展中国家人口经历了由 “高出生率、 高死亡率、 低自然增长率” 向“低出生率、 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的结构转变。此结构中， 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相对较低，劳动年龄人口 比重相对较高。 它使一个国家拥有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抚养负担轻，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十 分有利的机会，即“人口机会窗口” 。 “期限论” 将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界定为人口抚养比处于高低两个阀值之间的一段时 期。一个国家在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转变的过程中， 如果人口总抚养比低于某个阀值， 则人口 机会窗口开启。 一旦高于某个阀值， 则人口机会窗口关闭。 人口红利就是介于两个阀值之间 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 “源泉论” 认为，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会导致劳动力数量的扩大和社会储蓄量的增 加。它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 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或源泉就 是人口红利。 马瀛通和穆光宗从过程的层面界定了人口红利及其本质。马瀛通认为，所谓人口红利， 实质是指在一定平均预期寿命及科技水平的基础上， 历经努力使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从不适 应向适应转变的过程。 而穆光宗将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 二、人口红利的分类研究 关于人口红利的分类研究， 目前学术界最权威、 最有影响力的分类是将它分为第一和第 二人口红利。 第一人口红利是指生产性人口比重增加导致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人口年 龄结构转变过程中， 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增加会导致一个国家生产性人口比重的增加和抚养 性人口比重的下降，从而导致人均产出的不断增长。在第一人口红利的基础上， Andrew Mason and Ronald Lee 进一步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学说。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有劳动 能力的人出于对未来养老的担心， 在年轻时会产生更强烈的资产积累动机， 导致社会的投资 增加， 引起资本深化， 即使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 国民经济也会因人均资本的增加而保持一 段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一情形称为“第二人口红利” 。 三、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有文献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显著， 学术 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以蔡昉、王德文、王丰等学者为代表的“显著论” 。蔡昉认为在 1978-1998 年间的年均 9.5% 的 GDP 增长率中， 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分别为 24%和 21%。王 1 德文等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的边际效应为 -0.115，即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 0.115 个百分点。王丰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人口红利解释了中国 1982-2000 年间经济增长的 15%。 另一种是以 Bloom ，Canning，Sevilla ，Williamson ，尹文耀，李善同为代表的“非显著 论”。他们认为，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存在不一定会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年龄 人口数量的下降也不必然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桎梏。 虽然“显著论者” 的实证结果表明， “人 口红利”对 20 世纪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达到 1/3，但“非显著论者”发现，经历了和东 亚国家类似的人口结构改变的拉丁美洲， 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和政治不稳定的经济社会被动局 势，经济增长裹足不前， 人口红利并没有使拉丁美洲各国实现自身的发展。 对于用人口红利 解释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学说， “非显著论者”的反驳是，日本和韩国“人口机会窗口期” 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错位使 “显著论者” 对于用人口红利来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大打折 扣。日本的“人口机会窗口期” 落在 1965-2003 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 1955-1973 年。“人口机会窗口期”对应的是经济增长的低速期甚至负增长期。显然，用滞后的“人口 机会窗口期”来解释经济增长有失偏颇。 二是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