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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农村中刑事法制现代化进程中被搁置的刑法 我们知道,法律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法律作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手段,必然受到人口、经济、地域、生活方式等影响。具体到我国西部农村地区,近年来社会结构呈现出了根本性的转变,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国家公权力日益扩展及深入到西部农村领域,使得原有的“乡土社会”豍之种种都发生了变迁。这种变迁无异是分析我国西部农村地区刑事法制进程中多元法律的前提。具体而言,在现代化国家和法制构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诸如:国家制定法与当地风俗与习俗是否冲突?纠纷解决所的依据是否仅仅有国家制定的《刑法》本身?非国家制定法在我国西部农村地区刑事案件解决中是否有适用的可能性?等问题。笔者无意将种种变迁罗列于此,而是更倾向于了解变化的同时分析多元的法律存在的合理与不合理因素,分析作为国家制定法的刑法为什么被搁置的原因。 一、 被搁置的刑法 (一)一个无法被忽略的事实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的一个涉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个县,前后长达十年的有“青山堂”地区土地山林权属纠纷案例。在本案中,陆续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械斗事件,但最终却调解结案的案例。 “关于冲尾屯与柳村屯土地山林权属纠纷……自有冲尾屯一百多年,与柳村屯毫无纠纷。但不知何故,柳村人于1992年3月14日,以“柳村封山委员会”为名,实然向冲尾村民写出警告牌于在权属冲尾群众六结坳(双方具争议一地名)的耕地中,不准任何人在此范围内造林和种农作物。1993年7月20日,柳村有七十余人分别带来砂枪,大刀,木棒等凶器来青山堂抢生姜,并不断向冲尾十二人开枪射击。冲尾陈祖元等人被击伤。1994年10月31日,冲尾村民陈尚坤夫妇二人去“六结坳”(“青山堂”地区某地名)责任地收木薯,当日下午柳村村民带各种凶器,杀死冲尾村(冲尾屯)村民韩福凤被杀死。……由于已经出现两次持枪械斗事件,地方政府最终组织调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政府、金秀县政府、中平镇政府、六巷乡政府大架村委、青山村委、以及地区处纠工作组的主持下,二零零六年冲尾屯村民与柳村村民达成了调解协议,约定“青山堂”地区(双方主要征地)及地上附属物归两方共同所有,从此双方相安无事至今。”豎 在本案中,我们看到,在冲尾屯与柳村的土地山林权属纠纷过程中,出现了两次大规模持枪械斗实践,双方在两次械斗中各死一人。按照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二)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的……(四)持械聚众斗殴的”;“聚众斗殴之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案中,两次持枪械斗人数不可谓不够多,规模不可谓不够大,社会影响不可谓不够恶劣,除此之外双方在械斗中各有一人丧生。但就是这样一起规模大、影响恶劣且有人丧生的案件中,并没有见到当事人被国家法(具体即我国刑法)所追究,而是以“调解”这样一种民间法意味十足的手段得到解决。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没有得到过任何国家法律的正式认可,但其解决纠纷的效果却是很令人满意的,如同案例中所说“至今双方相安无事”。 (二)国家制定法被搁置的背景——变迁中的西部农村 上文已经提到过“乡土社会”这个概念,费孝通先生曾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将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乡土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的基层是具有乡土性的,而乡土性的最大特点在于:“乡村人口是附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尽管农村人口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口流动,但大多数的村民都以“村落”聚居,并且生于村落死于村落。在费孝通先生看来,这种状态下的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费先生构筑的图景中,这种社会“法律派上用场的情况很少”豏,但事实上的乡村社会却更为复杂一些。随着国家政权的建立与深入以及法制建设的进程,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变得不那么纯粹。具体到刑事法律关系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制度即国家制定的我国现行刑法与民间解决刑事纠纷常用的“私了”豐制度。在这里,我们能更为真切地感受到我国西部农村中存在的多元法律,尤其是作为国家正式制度的代表与民间非正式制度的代表,两者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二、 为什么国家制定法——《刑法》被搁置 “中国西部农村相对于我国其他地区的现代化具有一系列的‘后发性’特征,由此决定了这些地区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素保留较多的地区。”豑我国西部农村地区由于其相对封闭与落后得以保存了中国乡村更多传统的形态,因而中国西部农村中,民间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子更为常见,对村民与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