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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视阈下的党内法规内涵解读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同时，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这一表述让“党内法规”再一次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之所以说是“再一次”，是因为党内法规在我国有着长时间的探索和积累。1938 年9 月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规则起草委员会，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成立了负责党内法规事务的机构，在同年10 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了“党内法规”的概念[ 1 ]，随后这一概念不断发展演变，虽然党的历届领导人和不同时期的党的文件，在使用这一概念时，赋予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及性质、功能、作用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指向和基本含义大致是相同的[ 2 ]。2021年5月27日，经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首次发布，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具体实践推向新阶段，对推进党的建设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会议决定中又进一步明确了党内法规的建设。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党内法规的完善，这是党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执政水平，推动依法治国的重大举措。然而关于党内法规的性质及其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问题，学界有不同意见，笔者从法社会学的理论出发，分析“党内法规”的性质，阐述其正当性，并进一步探讨党内法规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 一、党内法规的性质分析 学界对于“党内法规”的提法有不同观点。有学者对党内法规的“法”的性质提出异议，认为党内条例不应当具有法的形式，党法的提法不妥[ 3 ]，学界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予以反驳，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姜明安教授从硬法与软法的对比研究出发，提出将“党内法规”定性为与国家法相对应的“国际法和社会法”的“软法”，他认为随着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人们越来越承认社会法和软法的“法”的性质和地位，认可社会法和软法是一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法的异类[ 4 ]。笔者非常赞同姜老师的观点，党内条例应当成为社会整体法规的一部分，理应具有“法”的性质，但是是不是所有的软法都能具有“法”的形式？社会团体的规则都能具有“法”的形式和效力？为解答这些问题，笔者意图站在更加宏观的角度，从法社会学的理论出发，将“党内法规”的性质做进一步的分析。 法社会学一词源自西方，其根源于社会学观察方法，十九世纪时期，法制史学流派萨维尼、椰林成为法社会学的主要倡导者，主张法律源于社会而且具有明确的目的性[ 5 ]。学界一般认为1913年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的《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的出版标志着法社会学的诞生，该书反映了法学家试图借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拓展了法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 6 ]。中国关于法社会学的研究初始于鸦片战争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而做的探索，二十世纪末，法社会学在中国逐渐恢复发展，相关名家著作不断涌现，一般认为，法社会学是将法视为一种在经验上可被感知的现实的社会现象，并将其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着重分析和研究其产生、存在、运行和实现的社会条件、社会因素和社会机制等[ 7 ]。关于法社会学视野中的法，以朱景文教授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主张分为“书本上的法”和“行动中的法”，以梁治平教授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主张分为“国家法”和“非国家的法”，一般将非国家的法称为民间法或习惯法，关于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有多种主张，可以是社会中的法，也可以是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还可以是社会中的法同法律社会互动关系并重的存在状态[ 8 ]。本文所讨论的党内法规应当是非国家的法，是社会中的法。笔者引用韦伯的观点，认为法社会学中社会的法律概念有两个特征：1、存在着一种法律规范；2、一个从整个社会中分离出来的、由不同的人组成的团体，他们负责强制秩序的执行和追究违反行为的责任[ 9 ]。党内法规首先应当是社会法，由于党的特殊地位，又必须具有阶级性质以及“维持秩序执行”和“追究违反责任”的必要规范，因此可以对党内法规的性质进行三个渐进层次的分析。 （一）党内法规是社会法 我国学术界的传统观点将法定义为：反映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国家制定或认可并得到国家强制力执行的、通过赋予社会关系参加者权利与义务的方式实现的规范体系[ 10 ]。当代中国法社会学研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方位展开，传统法学难以适应社会实践的挑战，法学要为社会改革开放服务，就必须从理论到研究方法上有一个全面的突破[ 11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不仅有国家法的规范，还存在着大量的社会法，这些社会法的规则经过国家认可转化为法律，就构成了国家法，但是即使没有得到国家认可，这些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