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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预防多数人暴政的底线设置 自苏格拉底被多数人审判判处死刑以来，如何避免多数人暴政状况的出现就成为人类社会不断探索，并试图从政治和法律制度等方面加以解决的问题。在悠悠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一个完满的解决方案，当利益和观念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发生冲突时，处于少数（弱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由于专制制度的压迫或者自身力量的弱小，要么被迫反抗处于多数或强势地位的群体或政权，要么被迫放弃自己的正当要求而忍气吞声屈从于多数人的统治，致使战争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宗派与宗派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政治集团之间的普遍现象。因此，在现今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建设中，各国对防止“多数人暴政”的出现，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限制。笔者认为，确立防止“多数人暴政”的底线设置是必须的，无论是在民主国家抑或是专制国家里，这一底线是绝对不可突破的。本文从人权角度出发，认为只有充分保障人权才能有效预防“多数人暴政”的出现。 一、“多数人暴政”的产生及成因 多数人的暴政，是约翰·密尔（1806-1873）在《论自由》一书中提出的。多数人的暴政是指人民的多数在管理国家方面有权决定一切或者确切地说是多数人产生的公权力越界剥夺公民的自由。密尔认为“过去的时代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因此要着重防止和反对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独裁，而现在是民选的时代，政府或大多数人会以‘人民’的名义行使对少数人的压迫。这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一样，也是暴政，因为两者都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由此看来，“多数人的暴政”并不能单单指人数上的多数，也包括少部分人占有较大的力量从而形成“拟制多数”，还包括本身非政治势力但又享有对内治权的民间自治权力，苏力老师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称其为“民间法”。因此，“多数人的暴政”的产生及成因应当分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一）民主制度下的多数人暴政 民主治理的原则特征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民主政治运作中的例外情形只是多数人的暴政。民主政治可能导致的多数人暴政的这种“例外”状态，无可否认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任何多数人的暴政都可能构成对少数人的专制和压迫，不论它是经常出现还是偶尔出现的。如果民主所可能带来的多数人的暴政能够被一个社会所容忍并忽视，那么，它的最终结果，只能是社会稳定和公义的丧失，从长远看受害者可能不再是少数人，而是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民主国家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多数人或者强者凭借其优势压迫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人或者弱者和弱势群体，并侵犯其应得的利益或其他合法权利，因为“运用权力的‘人民’与权力所加的人民并不永是同一的——至于所谓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亦即多数或者那些能使自己被承认为多数的人们的意志。于是结果是，人民会要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 这样极有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的出现，其可怕之处在于它通过公共权威（民主）的措施而起作用。而这种暴政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已不再是少数，比如盛行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异端迫害以及上个世纪二战期间被法西斯侵略的世界各国人民。 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说：“在共和国里极其重要的是，不仅要保护社会防止统治者的压迫，而且要保护一部分社会成员反对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不公。在不同阶级的公民中必然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如果多数人由一种共同利益联合起来，少数人的权利就没有保障。” 上述麦迪逊的观点并非毫无道理，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人享有管理国家的公权力，并拥有对政府的控制权，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任何事情都无法与多数对抗。”诚如托克维尔所言“‘人民的多数在管理国家方面有权决定一切’这句格言，是渎神的和令人讨厌的；但我又相信，一切权力的根源却存在于多数的意志之中。我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按照托克维尔的观点，多数之所以具有无上的权威，在于民主政治下，国家法令的颁布、决策的做出、措施的执行无不是民主程序的结果，也就是说国家的大事小情是由大多数人的一致所左右的。 （二）专制社会的多数人暴政 在从古至今的专制社会，也许因为施以专制的一方总是占据着强势地位，而有时在数量上可能居于多数，反之可能居于少数，所以仅以数量的多少来定义多数人暴政显然有点偏颇，专制社会中多数人的意志通过少数统治者执政方式表现于外界也不失为“多数人暴政”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专制社会中，“多数人暴政”往往是以“暴力统治+思想控制”形式实现的，它外以国家强制力作为惩戒措施，内以思想“奴化”作为统治合理性根据，使被统治者的思维模式屈从于专制统治者的意志，形成“多数人意志”；而将不符合专制统治者意志的思想和行为明显地分离于“主流”意志之外，形成少数（弱势）意志。违背这种“多数人意志”必然受到专制国家强制力的制裁，从而形成专制社会的“多数人暴政”。下面以中国的专制社会为例加以解释。 专制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