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民族习惯法融入云南省国家公园保护立法中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探析.docxVIP

将民族习惯法融入云南省国家公园保护立法中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探析 国家公园是世界上广泛采用的,尊重人类精神需求,用于保护重要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一种保护地模式,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双赢的有效管理体制。在对生态系统、地质地貌和人类文化实施有效保护的同时,国家公园还能够为公众提供游憩和享受大自然的场所,并开展科学研究、和环境教育,增强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并能够带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有效保护云南省的自然生态环境,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云南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探索并实践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模式,创建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国家公园——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目前正在推进丽江老君山、迪庆梅里雪山国家公园的建设。然而,由于建设国家公园尚属新生事物,目前没有成熟的法律规章和管理制度可循。以现在已建的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为例,《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管理条例》已经起草,目前正在审批过程中。因此,云南省正在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以确保国家公园的有序发展。 纵观云南省省内已建的(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在建的(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德钦梅里雪山国家公园)以及将要建立的(香格里拉大峡谷国家公园、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怒江大峡谷国家公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版纳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等)的国家公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国家公园都位于少数民族地区,如,普达措国家公园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老君山国家公园位于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因此,在进行国家公园立法的活动中,能否考虑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习惯法,将其习惯法中有利于国家公园建立、运行以及保护的因素纳入到立法者视野中,制定出更适合该地区的国家公园的规章制度,以利于国家公园在民族地区的建立、管理,更好地保护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促进当地居民更好地遵法守法,促进民族融合。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仅以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规章制度和藏民族习惯法为例来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 二、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法律法规与藏族习惯法结合的必要性 普达措国家公园集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等特性为一体,以碧塔海为核心,辐射属都湖和弥里塘原生态牧民村庄在内的自然、人文景观。国家公园包括高山湿地、原始生态、雪山湖泊、民族风情等丰富景观。公园规划面积为300.4平方公里,保护面积占总面积的99.81%,公园游憩用地面积为0.*****平方公里,占总用地面积的1.9‰。整个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用于生态旅游开发的面积低于2%。 以国家公园的保护模式来协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是近年来才引入中国内地的。作为中国内地第一个国家公园,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自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文化生态的原始性并存,这也就为中国国家公园本土化进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为了使普达措国家公园的环境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即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本文认为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的法律法规有必要和藏族习惯法相结合。 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藏族占全州总人口的35%,同时,有部分藏族村落散落在普达措国家公园景区内,这些藏民世代在那里游牧耕种。可以说,藏族是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参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相关法律法规最重要的守法主体之一。从法理上说,守法的依据和理由其中有一条是:守法是出于心理上的惯性,对此英国法学家布赖斯曾有这样的论述,他认为,心理上的惯性问题涉及到法是否符合人的习惯以及民族与社会习惯的问题。如果一项法律符合人的习惯以及民族和社会的习惯,那么,它就可能比那些不符合这些习惯的法得到更好的遵守。①此外,我们都知道,法理上认为守法状态分为守法的最低状态、守法的中层状态机守法的高级状态三种。立法者都希望守法主体能够达到守法的高级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守法主体不论是外在的行为,还是内在动机都符合法的精神和要求。在这一状态下,守法主体对法的态度是持完全肯定态度的,他们以法的主人的姿态自发自觉地去积极地守法,完全实现法的自我内化。可见,只有守法主体能够从内心认可法律,才能真正实现法律调整的目的。 因此,为了使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的法律法规能够被藏民族更好的接受,从内心认可法律法规,以实现守法的高级状态,实现主动守法,就有必要将藏族习惯法中的有益部分引入到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的法律法规中。尤其是对那些在普达措国家公园中世代生活的原住民来说,只有当变被动守法为主动守法后,才能最终做到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这也才能实现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法律法规的调整目的。 三、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法律法规与藏族习惯法结合的可行性 为了能更好地运行管理普达措国家公园,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