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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藏族法律谚语及其文化内涵 谚语产生于社会生活，也应用于社会生活，在藏族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离不开谚语。谚语自产生形成以来，经过劳动人民长期的应用、提炼、充实、发展后，逐渐成为文学创作，成为人际交往、为人处世、治国治家的处世哲学。其中就包含有体现法律文化的谚语部分，而且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一、藏族谚语的历史渊源及其特点 所谓谚语，在藏语中称为“gtam dape” ，意为在语言中冠以丰富、恰当的比喻来形象生动的阐述某一个事实或范例。追溯藏族谚语的历史渊源，则要追溯到史前的这种谜语和神话寓言当中，有人认为：“谚语就是在谜语和神话寓言中渐渐衍生出来的”；谚语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它的形成和发展当然离不开运用它的广大人们群众，可认为是人民群众智慧的一个结晶；从谜语和神话寓言作为维护国政作用来分析，它产生的时间较早，最迟在公元前5、6世纪时就已广泛流传在民间，并作为人们在交际中的一种用语。从文字资料看，最早文字记载可见于公元8世纪的记录于敦煌藏文写卷中的《松巴谚语》的谚语，敦煌文献中的古代谚语说明藏族喜欢和重视应用谚语的悠久传统。 藏族法律谚语是体现藏族法律文化的一个载体，故而也具有民族性和文化性的特征。而就藏族谚语本身来说，它的所具有的特征如下： （1）藏族谚语是藏族口头文学中流传最广、最丰富、最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学形式之一，大多数是通过口头传承下来的，在口头传承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去应用、充实、提炼和发展它；（2）藏族谚语内容十分丰富，形式短小精悍，语言简练，含义深刻，富有哲理性； （3）运用比喻手段阐明一些事理，常为人民群众所引用以增强自己的说服力；（4）随着社会的发展，后来也有书面作品，敦煌吐蕃历史文献中有《松巴谚语》残卷，创造于11世纪左右的《格萨尔王传》中，引用了大量的谚语，后来的《萨迦格言》、《甘丹格言》、《水树格言》、《天空格言》、《火之格言》、《土之格言》、《教诫格言》、《国王修身论》、《卡切帕鲁训诫》，大多为谚语和格言融为一体的文学作品； （5）藏族谚语与藏传佛教的思想观念紧密联系，法律谚语中渗入佛教的教义及其戒律，对谚语内容的丰富和训诫意义的提升有着很大的影响。 二、藏族谚语中法律思想的体现和意义 藏族谚语在藏族社会中广泛的流传，使得其在社会中的作用明显和意义深远。藏民族喜欢运用文学的表达、一语双关、生动形象的语句，从而使得谚语的发展和继承有了属于自己的环境。藏民族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我们都可以在藏族的法律谚语中看得出来。从中有体现公平正义的、有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以及厌诉的观念，最为明显的是有一种对法律的敬畏之心。 “国法烈如火，法理长如河” ，以这一句分析来看，形式五言短小，内容涵盖法律之严酷，法理之系统。将国法比喻为火，一来证明国法不徇私舞弊，刚正严苛；二来证明了触犯国法的人必将受到国法应有的惩罚；三则因为在藏族社会中将火苗往上引视为正义和发展之意，同然这句谚语中还包含着国法是正义的象征和国法会不断发展完全的意义。 “马需要缰绳，人需要法律”，“法庭是鉴别真假的地方，噶系噶是验明真金的磨石”，“穿粗制皮袍的律师 断定者，穿精致绸缎者无权拆”，“即使王子也须遵守国法，即使上师也须遵守教法”这一类的法律谚语体现法律至上的观念，在藏族群众的心理上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象征国家权力的一把利刃。 “杀人者上天无法为其弥盖，犯法者大臣无法为他赎罪”，“罪行须以惩罚来制约，恶业须以善业来消除”，“以法律约束有罪者得制约，以纪律约束恶行者得改正”体现罪行当然要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藏族法律更注重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 “衣服会变旧，纠纷不会消”，“纠纷长了危及人之子，羊毛长了不利春之羊”，“纠纷之根断，结亲之门开”体现藏族人渴望将已有的纠纷及时解决，也体现出藏族人不拖泥带水、爽朗的性格。 “坏事再小须摒弃，坏人依法来制服”，“法下难容之人与鞍下难调之马”，“喜欢招致纠纷之人，是不断遭受灾祸之人”，“不可放任有罪者，不可冤枉无辜者”，“无恶不作的罪人，应投入荆棘般的法网；法云降雨的地方，哺育善妙作物结硕果”，这几句体现出在藏族人民群众的思维中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和惩惡扬善的工具，法律是公正严苛的，是正义的化身。 “佛法讲因果，俗法将公道”，“杀人者赔命价，偷盗者罚其款，谎言者赌咒，抢人妻者赔身价”，“纠纷虽有取胜之时，但受不尽纠纷之苦”，“吃的太多会成病，说的太多生纠纷”，“话和杂事少了好，食物和客人多了好”，“土地、女人和命案三种纠纷，邪恶之言语是其起因”体现出对不同的纠纷个案，藏族法律有相应的解决方式，而这些解决方式追求公平、公正、平等的原则。同时，藏族人民追寻纠纷的根源或解决办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