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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治理中软性治理资源的运用探析 2021年3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国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与此同时，社会管理形势却仿佛与法制建设没有完全同步。以群体性事件发生数量为例，根据于建嵘的研究，1993年全国共发生8709宗，1999年总数超过3.2万宗，2021年6万宗,2021年7.4万宗,2021年8.7万宗，2021年达到约9万宗，十三年时间增长十倍还多。豍紧接着，自2021年发生瓮安事件起，2021年、2021年群体性事件持续多发。现实，迫使人们思考社会管理的模式转变。 2021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21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社会管理创新。诸多的信息表明，中国传统的行政主导型管理模式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 近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提出“多元共治”的概念，不失为一种社会管理创新尝试的方向。然而笔者认为，“多元共治”需要成熟的社会环境，民间社团组织的成熟短时间难以取得突破。民众参与治理的能力也需要一定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