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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重婚罪在民族自治地区的立法变通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多数少数民族几乎都有本民族的婚姻习俗，众多少数民族结婚仅以仪式作为缔结或解除婚姻关系的方式，不依照《婚姻法》登记，从而造成大量的事实婚姻。常见类型有两类：（一）有事实婚姻关系的一方又与第三人缔结新的事实婚姻关系。（二）有事实婚姻关系的一方又与第三人登记结婚。在民族地区，对于婚姻关系少数民族自愿恪守的仍然是习惯法，且对习惯法的忠诚相当普遍。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使重婚现象大量出现，造成了司法资源的过度使用，同时也给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带来了冲击，重婚罪的变通在实际司法实践中通常都是贯彻两少一宽的刑事政策进行司法变通，但在执行过程中缺乏可依据的法律条文，往往易导致执法混乱，影响了刑法在民族自治地区的准确执行与全国法制格局的统一。为了国家法的顺利实施，就必须在民族自治地区进行重婚罪的立法变通。 一、民族地区重婚罪立法变通的必要性 1、对重婚罪立法变通体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 我国刑法规定民族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有制定变通刑法的权力，但至今仍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自治地方就刑法变通制定地方性立法。在一些民族地区，对重婚罪的变通通常只考虑当地此种行为的普遍性，按照刑事政策指导予以从轻判决。然而，即使是从轻判决，也给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圈造成了破坏，打破了民族内部的家族秩序。国家法的缺位使司法变通丧失了罪刑法定原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