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乡约》所蕴含的社会治理智慧探析.docxVIP

《吕氏乡约》所蕴含的社会治理智慧探析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自古以来，如何将中国治理好，一直是一个值得不断思考和实践的问题。这不仅仅关系着广大民众的正常生活，还影响着国家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历代以来的统治者以及为朝廷效力的大小官员、乡绅士人，都致力于寻找一种适合国情的社会治理方式。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各地区不一的中国，乡镇治理主要靠“礼”，而不是政府施加的强制性。这种“礼治秩序”的显著特点就是“国权不下县，线下为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因此，儒家思想被认为是成就“礼治秩序”的依据。 一、宋代儒学与吕氏乡约 《周礼·地官·族师》中描述：“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以及儒家学说代表人物孟子所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都成为了寻找乡镇自治的思想依据。千百年来，儒家思想经历过“礼崩乐坏”的动荡，失去了曾经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经过不断地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观点以及与其他学派的兼容并济之后，最终在韩愈“道统论”的推动下，儒学思想才重新焕发生机。在宋代，能够证明社会秩序合理性的思想再也不能是伦理纲常、“天人合一”以及“君权神授”。宋代较为宽松的文化思想氛围以及宋代儒学学子积极努力地投身实践，终于形成了一个以“人”为中心，融合佛、儒、道三教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