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化基因的形成发展.docxVIP

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化基因的形成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时期，各种思想百家争鸣、相互激荡，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基因的集中创制时期，这一时期形成的文化基因作为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长期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百家争鸣，海纳百川 西周时期，人们突破原始的天道观，提出敬天、保民、明德思想。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明确提出“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的主张，后来又出现了以“仁”为本、和而不同、“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孔子，主张“道法自然”的老子和倡导“兼爱”“非攻”的墨子等，同时还出现了编年体史《春秋》和《诗经》的十五“国风”等文化成果。所有这些文化创制，无不反映出当时人们思想的极度活跃与开放。与此相应，私人聚徒讲学骤然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制度。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墨子有弟子“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淮南子·泰族训》）。墨家的另一个巨子孟胜，为楚国阳成君守城，“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吕氏春秋·上德》）。孔子、老子和墨家学说的创制与私人聚徒讲学之风的盛行，打破了贵族的学术垄断，一改沉闷的文化氛围，拉开了百家争鸣的大幕。 战国时期人们积极行动，认真思考，自然现象和社会运动等都成为他们认识和思考的对象，不同社会阶层与各家学派纷纷提出别具一格的学术与思想。司马谈把战国百家之学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刘歆把战国百家概括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等十家。诸家分别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方式力图探索自然、社会、历史、人性以及道德的本质，提出诸多治国安民、富国强兵的奇谋良策。孔子的富而教之，老子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孟子的王道与仁政，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荀子的人定胜天，韩非子的法、术、势等，无不如此。诸家之说未必尽善尽美，但都能开放包容，奋力创制，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展现出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筑垒出百家争鸣的文化气象。 革故鼎新，开拓进取 春秋中期分封制、宗法制和礼乐制逐步瓦解，地方行政组织由采邑制转变为县、郡制，郑国、晋国先后颁布成文法，包括军队编制、兵种、武器装备、军赋征收等军事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些变化的基础上，改革改良之风逐渐兴起。齐国“三其国而伍其鄙”“相地衰征”；晋国“作爰田”“作州兵”；鲁国“初税亩”“作丘甲”；楚国“书土田”“量入修赋”。这些改革虽还不能与战国变法相提并论，但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却成为战国变法的文化先导。 面对残酷、激烈、复杂的兼并和反兼并斗争，变法图强成为战国历史的主旋律。魏国李悝变法、赵国公仲连改革、楚国吴起变法、韩国申不害改革、齐国邹忌变法、秦国商鞅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虽然具体内容、深度、广度以及推行的力度不尽相同，社会效应与历史价值也各有千秋，但所折射出的改革精神却是相近的。战国变法触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涉所有社会成员，改变了社会形态与战国七雄的力量格局，也使整个社会充满了进取改革的激情。敢于开拓进取、勇于改革创新不仅成为中国历史上多次重大改革的思想动力，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特点和基本精神。 忧国忧民，居安思危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展的动荡起伏，在有识之士的思想深处，普遍孕育出一种“忧国忧民忧社稷”的忧患意识，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共识。春秋时期，晋国的魏绛把居安思危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规则，教导晋悼公：“‘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左传·襄公十一年》）孔子对当时不修道德、不讲学问带来的社会问题深感忧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君子忧道不忧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战国时期，人们把忧患意识统称为“忧社稷”，“忧社稷”被概括为五种类型：第一种是“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第二种是“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第三种是“断脰决腹，一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第四种是“劳其身，愁其志，以忧社稷者。”第五种是“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战国策·楚策一》） 忧患意识是春秋战国时期知识阶层的主流社会心理和意识，体现了这个阶层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孔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李悝、吴起、商鞅、黄歇、孙膑、苏秦、张仪等都是在忧患意识的驱动下，为社会发展与稳定，或推行自己的学说，或实现自己的主张，不怕艰难困苦，不论成败得失，四方奔走，努力拼搏，而忧患意识也深深熔铸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深处。 英勇无畏，舍生取义 在春秋战国的语境下，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推行和实践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