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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货币看中国与缅甸的友好关系 一、中缅之间最早往来流通的贝币 中国和世界的货币，都有共同的祖先，这就是大海中的贝，它们小巧玲珑，以个为单位，坚固耐久，因此成了人类首选的货币，因此就有了“海生贝币”之说。 亚洲古代史上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也就是现在人们通常说的所谓古代“丝绸之路”有三条：第一，从中国西安出发经中亚内陆干燥地区而抵达西亚地中海的著名的北方“丝绸之路’，第二，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由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向西抵达亚洲的印度洋沿岸地区的东南“海上丝绸之路’，第三，从中国成都出发经云南、缅甸而抵达印度以至中亚的“西南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这条道路直接沟通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东方的文明古国，促进了中国与印度、缅甸乃至中亚、地中海地区的古代经济、文化交流，在中国和世界古代交通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西南丝绸之路”可以分为北，西，南路，其中的南路指从四川盆地向西南行，经云南、缅甸北部至印度到大夏。 中国和缅甸最早往来，从现有资料看，至迟可追溯到公元前一二二年，即汉元狩元年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元狩元年，博望候张窍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邓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邓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又《史记·大宛列传》称，“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去汉万二干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去蜀不远”，①这些记载十分明确，在公元前二世纪时期已经有从四川到印度的交通，其交通线必定要经过云南和缅甸北部。这条交通路线是由于云南和缅甸境内各部落之间的联络所贯穿的，而且缅甸部落通过云南与中国各地发生了关系。从四川成都经云南到南亚东南亚的西南陆上通道则是我国对外联系的又一重要通道。（见下图） 在南方丝绸之路上，使用海贝作为货币的记载，最早的仅见于《新书·南蛮传上·南诏传》.在成都平原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商代祭祀坑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海贝。在横断山区东部和滇西的青铜文化墓葬中，也都发现了不少的海贝。这些海贝产于印度洋或南中国的热带海域中在云南出土并经过鉴定的海贝，多产于印度洋沿岸地区。海贝在上述地区被视为贵重物品，甚至在某些地区可能曾作为货币使用，并且通过贸易进行流通。南亚，东南亚的海贝从此道上源源不断地输人我国云南并长期作为货币使用，其云南用贝做货币长达两千余年，在货币史上较为罕见。所以，人们认为，西南陆上通道就是一条连接我国云南和南亚、东南亚的“贝币之路”。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也在我国云南一带盛行。计算海贝之数“以一分庄，四庄为手，四手苗，五苗为索。”可见这种四四五的进位法，有一路可能是从下缅甸沿海城市传到我国云南一带。 二、中国铜币与缅甸硬币联系 在东盟十国中，越南、缅甸、老挝三国都与中国山水相连，土地接壤，恰好位于古代由中国开发的“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这一商贸、文化、友谊的航线上。在地理、文化、经济和科技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从汉代开始，经晋、隋、唐、宋，形成了以华夏为中心的独具中华文明特色的“中国货币文化圈”。它集世界东方货币文化之大成，有完整的体系和丰富的内容，在世界货币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盛极一时的中国货币，曾一度发挥国际货币的职能。从公元前二世纪末年以后，中、印之间开辟了经过西域和南海的两条路线，并且这两条路成为重要的交通线，但没有断绝经过缅甸的这条路。如慧僧侣皎高僧传卷七慧椒传，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慧轮传所载公元五世纪时期高僧的行程，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七之摩但吃国、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序注所载公元七世纪时期天竺、蜀川通道，都通过缅甸的交通线，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一考释“蜀川、夭竺道”的路线，为“求法巡礼者”“以晓未闻”，征引尤详。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从边州入四夷的安南通天竺道，明确记载这条路的里程。至宋熙宁年间（公元十一世纪）杨佐入大理国，作买马记说：“云南蜂前有里垠，题：西至身毒国，著其道里之详”②，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也记着大理至蒲甘，去西天竺不远由上述的这些记载，西汉以后到南宋，中国与印度之间，通过云南和缅甸的交通线，始终通行无阻；这条路线对中、印、缅的经济文化交流，起着重要作用，也证明了在长时期中的、印、缅关系是很密切的。 历史上，东南亚各国长期与中国进行贸易和友好往来，加之经济繁荣、物产丰富的中国以巨大的辐射力影响、吸引着周边国家和人民，他们对中国货币崇爱、认同，心悦欣纳，把中国的货币作为经典示范，进行仿效制作，使周边乃至遥远的国家和地区（如南美洲）在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深深打上了中国古代货币文化的烙印，融入了中国钱币文化的基因。如公元七世纪，中国唐代的开元通宝已在缅甸流通，十二世纪东南亚诸岛各国商人首选中国钱币为国际通货。 中国秦汉时期的“半两钱”，“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