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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收入分配改革 2021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常态”的概念。2021年11月9日，习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上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在本人看来，经济新常态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增速的放缓，而增速的放缓则根源于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增长方式。从需求角度看，增长过度依赖于出口和投资。而过去三十年，国内消费的扩张步伐非常缓慢，表现为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持续大幅度下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供给角度看，则是过于依赖工业、制造业的扩张，主要是人口带来的红利，但是这种红利也正在逐渐消失；另外从核算的角度来看，由于增速的测定采用的是GDP指标，而GDP仅仅核算的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不是消费掉的产品，这就使得过去的经济增速存在很大的水分。 所以如何应对增速的放缓成了适应新常态的关键，下文将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行收入分配改革对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意义。 二、 新常态下收入分配改革的意义 （一）提高社会总福利 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如果把货币看成是一种商品（这一点是合理的，因为货币的本质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货币只有通过交换成为商品才能获得效用。所以可以把货币看成是一种一般性的商品），则货币的边际效用也应该是递减的。 那么在存在收入差距的情况下，穷人和富人的收入水平不同，对应的商品消费水平也不同。可以认为富人的消费水平高于穷人，从而富人在最后一单位消费中获得的效用是低于穷人的，那么如果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将这一单位的消费从富人转移到穷人，则社会的整体效用水平应该是提升的。 可以看出，同样的消费水平变化，对低收入人群的效用影响更大。 （二）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从需求的角度来说，总需求的构成部分包括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净出口（NX），其中政府购买作为政策变量不予考虑，剩下的三个变量则被称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然而对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来说，三驾马车的地位并不相同。首先要否定的就是净出口。净出口受实际汇率的影响，而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一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将导致本币的升值，一般而言，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其物价水平增长也会较快，从而导致本国商品相对价格上升，减少出口。另外就中国而言，现在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推上日程，而人民币国际化必然要求其他国家增加对人民币的需求，从而人民币的价格也趋于上升。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汇率本身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一个国家的产品大量出售到某国而影响到该国的生产和就业时，很可能导致贸易限制。所以综合来看，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不能依赖于净出口。 至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则更为微妙，投资需求可以看成是消费的派生需求，因为企业的投资生产应该以产品的销路为依据，当消费需求大于产出时，企业追加投资；反之则减少。所以企业的投资应该根据消费水平来调整，另外，即便企業的实际产出超过了消费需求，则多余的部分也只不过是形成了存货投资，并没有实际的交易额。但是由于GDP核算的缺陷，一味地追求所谓的GDP增长率而依靠投资拉动“数据”，而没有相应的消费需求来消化，其结果必定是产出过剩。 所以，良性的经济增长模式应当是由投资扩张生产能力，创造新的供给，而后由本国的消费吸收新增的供给从而增加收入，收入的增加继续提高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进而形成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然而这就需要新增的收入能够比较好地分配到居民的手中从而提高整体消费水平，而不是攥在少部分人的手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然而，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存在一个重要的差异，即物质资本具有可转移性，而人力资本不具有可转移性。在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下，富人所购买的物质资本可以转移给穷人使用，而富人有财力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但穷人却没有，并且富人积累的人力资本也无法在短期内转移给穷人。在这种情况下，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的比例将失衡。 而在索罗模型中，度量的是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收入的关系，这两个量都是直接以总量除以人口而得到的。也就是说索罗模型并没考虑收入的分配问题，或者说只是考虑了收入分配绝对平均的状态。 因此，即使满足索罗模型的假设，当将收入分配的问题考虑进来时，经济也很有可能无法收敛于A点，而是有可能在A点之前就停滞了。 同样，库茨涅兹曲线也反映了这一现象，如图5所示。在经济水平较低时，需要通过鼓励后天的努力，承认个人天赋差异与努力的差别，允许收入差距的存在，以此来增加劳动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