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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性同体”的神话思维及其现代意义 1 “双性同体”（androgyny）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尽管在女性主义批评界内部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声音，彼此之间不乏矛盾和歧异之处，但却都普遍引入了这一概念，并且都将它作为一种文学的理想境界提出。然而，这种共同性并不排斥各自在对这一概念阐释上的歧异。 对“双性同体”概念的不同阐释，最显著地体现为一种历时性的差异。把“双性同体”作为性别文学，或者更广泛地说，作为社会生存的理想提出，最早发端于英国女性主义文学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她在那部经典名作《一间自己的屋子》里这样认为：“任何人若想写作而想到自己的性别就无救了。……一个人一定得女人男性或是男人女性。一个女人若稍微看重什么不满意的事，或是要求公平待遇，总之只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女人在那里说话，那她就无救了。……在脑子里，男女之间一定先要合作然后创作的艺术才能完成。”(注1) 如果不考虑特定的语境，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念，是无可指责的，特别是她不但提出了“女人的男性”，也提出了“男人的女性”，颇为公允。但这一观念一放到“男性中心社会”的现实语境中，一下子映现出那是一种纯粹的幻想，一个“神话”。在“男性中心社会”里，让男性“俯尊屈就”，接受女性气质的渗透，只是女性的一厢情愿，而对女性提出忘记自己的性别，则很自然地被看成是让女性对屈于中心地位的男性进行模拟，并自愿接受男性特质的渗透，她的受支配地位并未改变。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就是根据这点，对伍尔夫的“双性同体”作出批评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男女双性概念掩饰了那种渗透”，因为“男性作家也应该承认其性别的局限”(注2)。 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对女性的历史处境和现实处境的审视更逼近实际，因而，在她们眼里，“传统概念的双性”，“它在阉割恐惧象征的碾压之下，带着一种‘完整’的存在的幻想（尽管这存在是由两半组成的），会消除差别的”(注3)。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即把打破幻想，视为自己的一个使命。其中，以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对传统的那种“陈旧的”“双性同体”概念的批判最为著名。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西苏就是在同传统的“自我抹杀和吞并类型的双性相对”的基础上，提出她的另一种“双性”：“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决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一性。”说得明确一些，就是“这种双性并不消灭差别，而是鼓动差别，追求差别，并增大其数量”(注4)。西苏认为，传统的“双性”即是中性，亦即无性。而“双性同体”的当代阐释却强调了女性的思想表达和身体经验的关系，强调了女性愿望、女性满足和女性气质的关系。 “双性同体”观念从传统到当代的历时性阐释，经历了从“无性”到“有性”的过程，实际上，也经历了从同体的“双性”到分体的“两性”的切割过程。切割的目的在于对性别角色的确认，切割的结果其明显的表征是性别特征得到了强调，更明确地说，即性别的生物性质得到了强调。 推究“双性同体”（androgyny）一词的本义，它的实物意义也属于生物名词的概念，但只有在表述植物的雌雄同株或是一些罕见的生理畸形者阴阳人时，它才具有实际的意义，事实上，侧重于表达这种生物意义上的雌雄同体，在英语中更多地用hermaphroditism一词，而androgyny一词，从柏拉图开始，就更多地具有一种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性别超越的内蕴。 但柏拉图是在神话层面使用这个概念的。柏拉图认为，人类最初是双性同体的，大神宙斯把他们分成两种性别的个性，所以他们渴望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这就是男女间倾心、恋爱的本能。在柏拉图时代，神话和现实世界的“人话”同构契合比较紧密，神话和人话还不太能区别开来。当弗吉尼亚·伍尔夫袭用“双性同体”这一意象，赋予它性别写作的理想的意义时，它已然是一种非实物意象，它不但从生物意义上得到了升华，而且也超越了神话层面。然而它仍然带着从神话思维脱胎的明显烙印，或者说，它在破除旧有神话的同时，又构筑了一个新的神话，它的理想化特征（西苏称之为幻想），就是隐含在内部的神话思维的一个表征。随后，这个神话又一次被打破，“双性同体”观念的当代阐释，使之更趋近人话。 这个神话不断被打破，更趋近人话的过程，可以在“双性同体”这一带有更普遍意义的原始思维发展轨迹中，找到相应的阶段。并且，在留有先民原始思维痕迹的雕塑、绘画以及神话故事中，“双性同体”这一观念，与女性主义批评提出的概念遥相呼应，维系着一种无形的精神联系。 2 “双性同体”观念在形成诉诸于语言文字的神话原型之前，作为一种原始思维和意识，通过凝固在雕塑画像等上面的“双性同体”形象，直观地得以展示。这一原始思维具有相当广泛的普遍性和共同性。 在欧洲，据格姆巴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