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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林：为“国家甲板”奠基 打开文本图片集 72岁的向大林奉献了一辈子而且至今仍在奉献的事业，几乎未进入过公众视野，尽管它为中国的重工业造就了坚实的基础。 简单说，就是中国人独创的技术，冶炼100吨、200吨甚至更大的电渣合金钢锭。 有了这种百吨以上、通常是圆柱形的“大钢块”——前提是它具有很高的均匀性和纯净度——中国人才能够制造一些重大型装备的关键部件。 向大林之前参与的几项工程包括：为秦山核电站、核潜艇、第三代核电AP1000及*****提供核电级大锻件，用于建造核岛和反应堆内部件。 所谓锻件，是指金属被施加压力塑造成为符合形状等要求的物件。它可以通过铁锤来实现，也可以是万吨水压机，但都改进了金属的物理属性。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是“核電站主动脉”——反应堆主管道。高温、高压、高流速冷却剂从反应堆流出，通过主管道进入蒸发器，进行热交换、产生蒸汽推动汽轮机转动，从而发电。而主管道是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中，唯一没有引进国外技术的核岛关键设备。 再比如，只有拥有这种高品质的产品，投资数百亿元的5米、5.5米轧机才可能加工出航空母舰的甲板：它具有高屈强比高韧性、抗氧化耐高温不变形，能承受舰载机起降的沉重强大的冲击和高摩擦力，飞机发动机喷出的高温火焰的烧蚀。同时，不锈，没有电磁效应，并达到其他数百个指标要求。 在离开工作了几十年的上海重机厂之后，这位浙江电渣核材料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工程师积极主持的工作，正是要建造这样一种“国家甲板”。 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不只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件“大事业”，还寄托了他的导师——于1947年从美国回国效力的电冶金泰斗、教育家朱觉教授，对于中国重工业发展的梦想。 秦山的难题 向大林的命运，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建设秦山核电站、即“728工程”时发生改变的。那时，他以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的电渣冶金研究生的身份在江西一家小钢厂工作。 电渣冶金其实是一种二次精炼技术，其原理简化而言如下：利用大电流产生的电阻热和精炼净化作用，将一次冶炼的金属进行二次精炼和快速凝固，从而得到质地更加纯净、更加均匀的特种钢。 “电渣钢，其实就是一种高品质特殊钢，由于更加致密更加纯净更加均匀，常用于耐高温高压、耐腐蚀磨损、抗冲击疲劳、抗中子辐照等质量要求苛刻的关键部件。”向大林说。 而他的老师朱觉在美国学成，是中国著名的冶金学家和教育家，也是中国电渣冶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开创了中国的大型电渣冶金事业。向大林说，在这个领域，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他也可称“不祧之祖，斗南一人”。 1958年，苏联建造了世界第一台半吨电渣炉。两年后，朱觉领导的中国科研小组也完成了这种尝试。 一直到秦山核电站上马前，中国始终在电渣冶金技术领域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但只是生产几吨的小锭。 70年代末，中国开始建造第一座自主核电站——秦山核电站，需要360吨重的电炉钢锭。 为了中国的自主核电，朱觉希望向大林到上海参与“728”工程的核电大锻件研制工作。他对向大林说：“莫做官，要做事，做大事，200吨级电渣炉是开创性的工作，是可以载入世界冶金史册的大事，也是可以载入中国核电发展史的大事。” 为了把学生自江西调进上海，朱觉极力推荐，得到上海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时任市长汪道涵批示将向大林全家五口全部迁入上海。 到了上海，向大林才知道恩师承受的压力：面对的是特种冶金领域史无前例、且容不得失败的课题。 朱觉曾经坦诚地对向大林说：“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量的。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人，担的风险更大，一旦失败，我就会声名狼藉，不好下台。但是国家急需，我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朱觉是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他甚至会当面斥责别人“私心太重”。因此，当200吨电渣炉一筹莫展的时候，“纷至沓来的责难、非议和冷嘲热讽，简直要把他压垮。” 有一天，向大林听见他把自己锁在招待所的房间里，失声痛哭。 1981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200吨电渣炉在上海建成，到1984年底完成了秦山核电站核岛大锻件所需大钢锭的生产任务。这些产品多在130至170吨之间，最大的两只重205吨和207吨，为秦山核电站核岛提供了124件核电大锻件。 嗣后，用200吨电渣炉提高的电渣锭钢锭还生产了100万千瓦核电站反应堆堆内构件、汽轮机转子等产品。 中国自主核电就此起步，只是关于200吨电渣炉这光荣的一页被默默翻过。“先生觉得，事情已经做完了，成事不说，没必要宣传。”向大林说。 不一样的核潜艇任务 在秦山核电站正式运行前，朱觉却因帕金森症不得不从他心爱的电渣炉旁离开。 向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