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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业：分分合合的角逐 中国电信行业走过的异常艰难的30年，既是科技革命与传统思维交锋的30年，也是开放融合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与保守垄断的旧丛林法则交锋的30年。 “有多少帝王天子恋繁华， 到头来兴亡盛衰不由他。 只看那始皇大业千秋梦， 转眼秦砖换汉瓦。 莫道是沧海桑田多变化， 到头来楚河汉界由谁划。” 韩磊的一曲《千古英雄浪淘沙》，唱出了秦砖汉瓦的历史变迁，也点出了楚河汉界由谁划的疑问，印证了中国人对“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历史规律的认同。 随着历史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中国已经告别了楚汉争锋的时代。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加强了在科技与人才方面的交流及经济与文化方面的融合。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科技革命正在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改善人们生活的核心力量。 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改变了中国企业的竞争方式与竞争行为，却仍然无法改变各行业内企业之间“盛衰交替、分合演化”，电信行业就是最好的例证。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政企一体，到上世纪90年代的电信独大，再从2D。3年前后移动、电信、联通、网通、铁通、卫通之间的“六邦争雄”，到现在电信第二轮重组之后的移动、电信、联通三足鼎立，其间经历了太多的盛盛衰衰、分分合合。而主导这场演变的核心力量，不外乎是体制、资本、竞争格局等几个关键要素。 政企分离、联通成立、移动剥离、电信分拆重组、3G牌照发放，中国电信行业走过了异常艰难的30年。这30年，既是科技革命与传统思维交锋的30年，也是开放融合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与保守垄断的旧丛林法则交锋的30年。 1978—1986年　计划与市场 电话初装费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通过民间集资实现了基础产业的前期融资难题。 “现在广播找人。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让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这是冯小刚经典贺岁电影《手机》的情节：1969年，男主人公严守一陪着吕桂花到镇上打电话，他死磨硬泡好不容易让看电话的老牛接通了三矿，之后从电话另一头，传来三矿广播找人的大喇叭声。 这一画面正是对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落后的通信设施最真实写照。 其实，电话引入中国时间并不算晚。早在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就在掠夺中国土地和财富的同时，向中国强行殖入了近代的邮政业和电信业。在西方列强的控制下，1900年，南京首先开办了磁石式电话局。 但随后由于连年的内战以及社会动荡，中国通信事业长年处于停顿状态，以至于直到1978年，全国电话普及率仅为0.38％，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10——每200人中拥有话机不到一部，比美国落后75年。 那时，中国的电信网络规模小且技术手段简单，通信状况基本可以用三句话形容“装不上，打不通，听不清”。为了让通信水平的发展跟上经济发展的需要，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对通信行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 1980年以前，中国电话资费由月租费和通话费组成，因其用户基数小导致收益过低，从而使电话业成为一个盈利甚少乃至亏损的产业，其发展只能依赖国家投入。 由于电信行业是一个高技术、高投入的产业，其发展必须以大量资金投入为代价。但当时国家财政一直处于不理想的状况。1977、1978两年，中国的财政尚略有赢余。然而到了1979年，财政赤字竟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额，为170.6亿。虽说1980年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财政赤字仍旧高达127.5亿。 一方面是发展电信产业的刚性需求，另一方面是国家财政紧张的真实窘境。当时，整个国家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外资引进尚未形成气候，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等现代化资本融通手段也还没有兴起，为了解决制约通信行业发展的初期投资这一关键问题，国家不得不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电信发展的早期经验，通过放松价格管控来实现通信行业的自力更生。 1979年国务院出台了165号文件，同意收取电话初装费。1980年国家特别批准市话企业收取电话初装费，从而使之成为电话资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两年后国家又对邮电部门在财政上实行所谓了的“倒一九分成”优惠政策，即：邮电部门利润或所得税只上交10％，非贸易外汇收入亦仅上交10％。 到了1985年，国务院提出了“国家、地方、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地发展邮电通信事业。从此以后，各地的邮电局依靠地方政府的支持，通过地方政府的投资以及地方企业的集资，筹集资金发展通信…… 一系列文件与指导意见的出台，拉开了中国通信行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帷幕。收取初装费的决定出台，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邮电通信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对于尽快完善我国的电信网络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