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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工牌考释 长城工牌1975年发现于嘉峪关关城到石关峡段长城的城墙顶部夯土中。这段长城现在叫暗壁,它和关城南段的明墙在明代统称为肃州西长城,工牌的位置距肃州西长城北端1公里多。此牌现收藏于嘉峪关长城博物馆。 工牌为青石质小石碑,碑体较规整,高19厘米,宽11.5厘米,厚2厘米。两面阴刻文字,字体为楷书,端庄有力,形态秀美,共58字。工牌正面竖刻两行字,共22字,正中刻“弟一工起” 四个大字,右边刻 “加靖十九年七月初一日起初十日止第一工” 一行小字;背面文字分上下两部分,共36字。上部刻四个大字“蔡止梅起”。下部竖刻六行32个小字“一工李清队起,二工梅喜队,三工王元队,四工侯勋队,五工位宗队,六工张昙队止”。 在现存的史籍和文物中,有关长城修建和施工等方面的文字记录和实物并不多。工牌的发现,使我们掌握了长城施工的实物资料,对长城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对工牌的学术价值作以下阐述: 一、文字价值 目前发现的明代长城碑刻,多刻于嘉靖、万历年间,几乎都是青石质阴刻楷书文字,如甘肃兰州深沟儿墩碑刻、河北白羊峪口长城碑刻。这些碑刻显示,碑刻材料用青石质,刻法为阴刻,字体为楷书,是一个通用的标准,工牌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看法。从明代瓷器的款式形式来看,自宣德朝开始,历朝的官窑瓷器年号款均以楷体字为主,尤其嘉靖朝官窑瓷器年号款全为楷体,亦证实明代中后期楷书是官方手工业通用字体。 工牌刻字中的“弟”和“加”是其独特之处,自发现至今,引起专家学者多方关注。凡是看过工牌的人都指出,“弟”应为“第”,“加”应为“嘉”。对于出现这种刻字的原因,多数人认为,限于当时修筑长城人员的知识水平,在上面刻了两个错字。笔者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修筑长城为明代最重要的军事工程,朝廷非常重视,派往各地监修长城的都是重要官员,这些官员多科举士子出身,文化水平相当高,如监修肃州西长城的李涵为进士出身。在他们的监管之下,工牌上不可能出现错字。要想弄清这一问题,还要从古文字上去探寻。众所周知,汉字由甲骨文、金文发展到篆文,由篆文发展为隶书,再变为楷书。其总趋势是从繁到简,隶书是篆书的简化,草书、行书是隶书的简化,简体字是楷书的简化。楷书在魏晋时开始出现,而简体字已见于南北朝的碑刻,隋唐时代,简化字逐渐增多,在民间相当普遍,被称为“俗体字”。但相关资料显示,“弟”并非“第” 的简体,“加”并非“嘉”的简体。不过,“加”与“嘉”很早就通用了。在汉代的瓦当文字中,已出现 “常”与“长”、“毋”与“无”、“嘉”与“加”等同音异体字的通用。从全国其他地方的考古实物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与工牌类似的现象。2021年4月,河南民权县程庄镇南胡庄村发现一个明代古钟,古钟上刻“加靖四十年,四月初八建造”;2021年7月,湖北省兴山县古夫镇邹家岭墓群抢救性发掘一座明代三室券顶合葬墓,出土器物有瓷罐、铁棺扣、墓志铭等,后者砖饰“加靖三十五年杨造”字样;长江三峡工程修建之前的库区考古调查中,在涪陵南沱联合诊所和忠县石宝寨和平村岩体上发现的水文题刻中有“加靖三十九年庚申年水安在此口”、“加靖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水蕊一” 字样。因此,笔者认为,“加”为“嘉”“的通假字,“弟”为“第”的通假字。可以说,工牌文字给我们提供了探究当时文字通假规律的实物资料。 二、验证史书价值 《肃镇华夷志》记载:“嘉靖十八年(1539)七月,大学士翟銮行边时,肃州兵备李函既诸行边执事,驻节嘉峪,阅视隘口,请议筑修边城以备西边,翟公许可。粤[越]明春暮,遂议筑边,南北与关相连。”“ 粤[越]明春暮,遂议筑边,南北与关相连”, 指嘉靖十九年春夏之交,开始修筑嘉峪关关城两翼南北向的西长城。工牌刻字中,“加靖十九年七月初一日起初十日止第一工”一行小字,亦证实肃州西长城修筑于嘉靖十九年,即公元1540年。工牌的记载与《肃镇华夷志》的记载是一致的。工牌验证了《肃镇华夷志》记载的真实性。 三、长城修筑史价值 长城是如何施工建设的,地方志等文献记载较少。工牌作为长城修建历史的真实见证,为我们提供了古代修建长城翔实、可靠的历史佐证。从工牌的内容可以看出,当年修筑肃州西长城时,工程采用分工段逐级承包方式修筑,即把工程分为几个大工段,每一大工段又分为若干小工段,每个小工段由一个施工队承建。依工牌的内容及工牌出土的地段到肃州西长城北端一公里余可以推断,第一大工段约300丈,分为六个小工段,由六个施工队,在十天的时间内完成。这种由大到小的多层管理施工方式,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修筑长城的工程进度。 工牌上刻有六个施工队队长姓名,并被夯打在城墙顶部夯土中,表明工牌是一个责任牌,为跟踪工程质量之用,并为以后追查责任确定依据。可见,明代修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