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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人生在江西 打开文本图片集 钱家铭（1930—），浙江湖州人。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业工程管理系。曾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我原籍浙江湖州，1930年1月出生于上海，在上海读书长大。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业工程管理系。毕业后先后在上海亚细亚钢铁厂、上海冶金机修总厂、上海市冶金局计划处工作。1965年支内到江西钢厂，先当科长，后当副厂长、厂长。1983年中央宣布我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1985年转任副省长，1991年转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3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1994年起担任省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长达10年，并担任上海振兴江西促进会第二届、第三届会长。这是我的全部经历。 小三线建设到江西 在江西搞小三线是当时中央华东局于1964年决定的。华东局决定江西小三线由上海市包建。上海市副市长李广仁，作为上海代表到江西担任筹建江西小三线的第二指挥部总指挥。江西小三线主要生产常规武器，比如自动步枪、高射机枪、炮弹、炸药、引信等。同时要建一个特殊钢厂为常规武器提供钢材。钢厂定名为江西钢厂，建在新余的良山镇，规模产量为钢5万吨、钢材3.5万吨，投资4400万元，人员4400人，由上海冶金局承建。 我当时在上海冶金局计划处负责搞规划。上海市委领导点名要原上钢一厂厂长、当时在市冶金局任技术监督处处长的丁振芳为江西钢厂厂长。丁振芳到局长那里点名要我跟他来江西，我就这样离开了上海。 1965年7月江西钢厂开始施工，设计人员、施工队伍都是上海派来的，大家拧成一股劲啊，开山劈林，施工进度很快，至1966年上半年，各车间就逐步投产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后，起初生产受到了一点干扰，但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历任厂领导都很敬业，本着一定要把小三线建设搞好的想法，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不断地进行技术改造，更新了设备，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生产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歼击机上控制速度的空速管等一批军品生产出来了，修建农田水利的线材也生产出来了，在军品、民品方面都作了很大贡献。20世纪80年代初，江钢进入最兴盛的时期，上缴利税为全省的排头兵，名声大震。冶金部领导称江西钢厂为小三线的一颗明珠。江西钢厂先后被评为江西、全国的经济效益先进单位。 由于江西钢厂有钢无铁，新余钢铁厂有铁无钢。省政府从全局出发，于1991年底决定：江西钢厂、新余钢铁厂合并组成江西新余钢铁总厂，江西钢厂就不再存在。 1983年进入省领导岗位 我当了20多年的科长，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1980年当了副厂长，1982年又当了厂长。那时正好省委换届，由省委副书记傅雨田担任人事安排领导小组组长，考察选拔干部。我很幸运，遇到了这个好时机。当年10月，我到南昌参加省政府召开的座谈会，有几十个企业厂长参加，实际上这个会的目的是考察干部。会上，赵增益省长问我，首钢搞经济承包责任制，上缴利润年递增7%，你江西钢厂每年能递增多少？我说每年能增交10%，可以当场签合同。开会期间，傅雨田书记把我叫到他家里聊天，我们海阔天空，省内省外、家庭情况都聊了。后来省委组织部徐文楼部长到厂里实地考察，他问我，你不当厂长，谁当厂长？当时我也不知所以啊。到1982年12月30日，省委机要秘书蓝秘书电话通知我1983年元月2日到江西宾馆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我2号到宾馆报到。当晚，白栋材、赵增益、许勤等领导同志召开我们新任常委开会，宣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电报，宣布了11个省委常委，我是其中之一。 省委决定我分管工业，1983年末又任命我兼任省经委主任。当时省财政很困难。1982年全省财政收入才12亿。我陪赵增益省长到婺源考察调研。婺源有个博物馆，里面有许多古代文物，包括唐伯虎的画。博物馆馆长向赵省长提出来，你能不能给我10万块钱，我把这些文物好好保管起来，省长没有答应，可想而知当年财政的艰难程度。因此，赵省长提出，1983年省财政要增收1个亿，1984年再增收2个亿。那个时候没有哪个县财政能有1个亿，确实蛮苦的。 1984年胡耀邦总书记到南京，感觉江苏乡镇企业发展很快，就电话要白栋材书记、赵增益省长去南京。耀邦同志提出江西要学江苏如何加快发展。省委后来派了三个组到江苏学习，我带了一个组，梁凯轩同志带一个组，方谦同志带一个组。我这个组的成员里面有宜春地委书记叶学龄、吉安地委书记王国本，还有省经委的一些同志。这次学习，有所成效，但进展不大。 1985年省委大换届，白书记、赵省长年纪都偏大。后来，中央确定万绍芬任省委书记，倪献策任省长。我不再任省委常委，转任副省长。 江西比较封闭，农业以粮为纲。当时民间有传说，议论工业一支烟，说道农业一整天。江西农业确实为国家作了巨大贡献。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