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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新法家思潮略论 久矣!法家之为人所诟病。汉初贾谊总结秦亡之因。将其归之于秦用“商君之术”。司马迁著《史记》。称商鞅为“其天资刻薄人也”，论韩非为“其极惨礅少恩”。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著有《韩非论》，断定韩非“敢为残忍而无疑”。时至近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唐君毅先生犹从道德主义之立场出发。称法家为“反人文的思想”，秦王朝之“焚书坑儒，而统制思想、统制言论、戕贼民力的极权政治”皆肇因于此”。然而近代以来，中国遭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势力入侵，导致国势日窘，国力日衰。人们在纷纷向西方文明寻找救国之策的同时，也将目光转向于中国古代的诸多“异端”思想，以期能觅得救世之良方，于是诸子之学在晚清开始复兴。 长期以来，人们对近代中国诸子之学复兴这一时代现象有着不同程度的关注。比如“墨学热”就广为学术界所重视，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王尔敏先生就将“近代之墨学复兴”列为该领域可发掘之重要问题之一。相比之下，作为先秦时期一大显学的法家，其在近代中国的种种情况就较为人所忽视。其实，通过对近代思想史文献的绎读。可以发现，在近代中国是有着一股“新法家”思潮的。 一、新法家思潮之定义 对于任何一项人文学科的研究来说，使研究对象有一个较为明确、清晰的定义，是十分有必要也是十分重要。定义之明确、清晰与否，直接影响到对于该问题研究之进行。 关于“新法家”一词，1936年陈肩天在其所著的《中国法家概论》一书当中便开始使用，他对此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与解释：“近代法家复兴的倾向，并不是要将旧法家的理论和方法完完全全再行适用于现代的中国，而是要将旧法家思想中之可以适用于现代中国的成分，酌量参合近代世界关于民主、法治、军国、国家经济统制等类思想，并审合中国的内外情势，以构成一种新法家的理论。(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而在陈启天出版该书的前一年，常燕生写了《法家思想的复兴与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一文，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他说道：“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就是法家思想的复兴，就是一个新法家思想的出现。(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常燕生、陈启天二人均为民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党派——中国青年党的主要成员，而常燕生更是曾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早在1928年，他便出版了《中国思想小史》一书，在该书的论及先秦学术的部分中，他认为：“法家是古中国学说之最进步者，而法家的钜子韩非尤为集上古学术之大成……他们的思想不但促成秦国的统一，就是西汉二百年的太平郅治也是由法家造成的。”可见，他对于法家的重要性之体会与它的认同之态度是由来有自，并非一时间的仓促之论。因此，“新法家”的观点可以说是由中国青年党的党员们最早提出并赋予其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在他们心目中，是要将传统的法家思想赋予新的诠释，使之与当时流行的一些政治理论如国家主义、统制经济、新式独裁等(其实这些也都是中国青年党政治纲领当中的主要内容)相结合。可以说，法家思想也是陈启天、常燕生思想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正因为如此，学术界论及近代新法家思想时，多将其放在此二人之名下来展开论述。 除此之外，王汎森先生在其所著的《章太炎的思想(一八六八——一九一九)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一书当中，在论述章太炎之社会政治思想时提出了章太炎的新法家思想，并从“名法之治”与“综核名实”两个方面来讨论，认为法家思想是章太炎政治思想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章太炎基于当时的现实政治状况，对法家思想做了一番新的诠释，而并非完全照搬先秦法家学说的旧内容。比如在王先生看来，章太炎眼中“法治的最高境界是在严格的法律保护下，人人都得以自由发展其个性，从事适合其才性的工作而不是硬性规定每个人应该做什么。”这就具有了很强的近代色彩，与近代的法治主义有相关之处。 王汎森先生的观点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所谓的“新法家”并非只在中国青年党人的论著当中有所体现，而是更广泛的存在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些著名人物与学术流派的思想体系当中。其实，陈启天于《中国法家概论》一书当中论述自己的新法家之主张时，就将之前的思想家对于法家进行认同与褒杨的文字给罗列了出来，期间他详细分析了梁启超、麦孟华等人关于法家的言论。以此展现出一幅法家思想在近代中国复兴的图影。所以他说：“久已潜伏，甚至遭人蔑视的中国法家。到了近代又有渐次复兴的一种倾向，其所以有这种复兴倾向的总原因，不外由于法家的主张，有几分适合近代中国的时势需要。”“法家思想产生于战国时代，今又遇一个世界的新战国时代。自然而然要重行倾向予法家思想。同时新战国时代列强最有力的思想如‘国家观念’、‘法治观念’、‘军国观念’和‘国家经济观念’等等也与旧日法家思想有几分相近之处，更容易联想到法家。”在他看来，新法家是一股由来有渐、在思想界有一定地位与影响的思潮。他与常燕生所做的只是进一步推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