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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对话：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盘点之二 张宝明：大华兄，我们今天讨论一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问题，你对此有何看法? 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确实是值得深入讨论的一个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学术界一般都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把此前的历史称之为古代史，此后的历史称之为近代史，也就是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了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分界线。与此相一致，1840年的鸦片战争也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分界线，国内出版的几乎所有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包括近年来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都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写起的，或者至多只是对魏源、龚自珍等人的思想作一追述。最近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外因决定论的历史观。在我看来，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分界线的确值得重新考虑。因为，第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思想史的发展有其连续性，以某一重大事件为标志把它分为前后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虽然便利了学者们的研究，但却割断了思想上的联系，使前一时期的思想成了无终之果，而后一时期的思想则成了无源之水，思想的连续性被人为地中断了。第二，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界线，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的确具有外因决定论之嫌，这种观点只看到1840年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思想向近代的转型，而没有进一步探讨西方挑战所以能引起中国思想向近代转型的原因，忽略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所孕育的一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尤其是经世思潮的复兴。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思想因素，没有经世思潮的复兴对乾嘉考据学风束缚的突破，西方挑战引起的可能是另一类型的反应，即：不是中国思想向近代的转型，而是固守传统。第三，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是近代中国人围绕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这两大任务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争论，而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任务虽然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才正式提出来的，但追踪溯源，它们都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之前。众所周知，鸦片战争的起因是中国的禁烟，而中国所以禁烟，是由于英国大量向中国非法输入鸦片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危害。对于这种危害，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以包世臣、林则徐、黄爵滋、龚自珍为代表的经世思想家和具有经世思想的官员就进行过揭露，也正是在他们的要求和推动下，中国的禁烟运动才开展得轰轰烈烈。至于社会进步，也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魏源、包世臣等人就对清王朝衰世下的种种黑暗现实进行过揭露和批判，提出过“更法”和改革主张，尤其是包世臣和魏源提出的漕运和盐法改革，已注意到商人的利益和作用，并提出过“农商并重”的新思想。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冯桂芬写出《校邠庐抗议》之前，在这两个方面都还没有人能超越他们。基于上述理由，我不同意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界线。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不知宝明兄意见如何? 张宝明：大华先生给出的中国思想史起点之答案较为新鲜，这样也能把近代与前近代、后近代(现代)的关系说得更“因果”。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任何学科起点与终点的划分都是相对的。以我们讨论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起点为例，我以为研究视线和学科时间的勘定是两码事。起点我们是共执的平台，但研究领域的拓展或者说为了研究的需要将其“来龙”和“去脉”作追溯和“延伸”的前瞻既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那样的教条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人文学科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而历史学科“通史”的研究路径以及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单科之间的渗透和圆融又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在古代、近代、现代乃至当代的界定上还是需要一个大致相当的序列板块。所谓近代思想史，它的主体理应是在“近代”。而这个“近代”也就是学术界基本认可或求大同、存小异的共执平台。如同球赛一样，无论是足球还是乒乓球赛，双方的参赛者都需要一个共同遵循的判罚标准，球场上或球案上的时间、人数都是有共识的。一个学科的成立也是这样，起码要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当然，为了学科的需要和发展，这个“共识”不是不可以讨论，但是讨论的基线还是要以近代史的整体框架为依托。毕竟，近代思想史学科是近代史这个学科的家族成员。“1840”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其根本依据是它打破了“天朝上国”的宁静，中国一个完整的版图被列强的枪炮崩了一个缺口。不能小看这个缺口，这与此前中国占据主动地位的禁烟，以及包世臣、林则徐、黄爵滋、龚自珍为代表的经世思想家和具有经世思想的官员们的“睁眼看世界”还有根本的区别。尽管龚自珍、魏源、包世臣等人在“1840”之前就对清王朝种种黑暗现实进行过揭露和批判并提出了“更法”和改革主张，但是前后两截的世道却大相径庭。中华民族主体性的丧失就是从这个雷鸣电闪后的缺口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