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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世界瞬间回顾 原籍广东中山，1934年月12月生于上海。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同年到邮电部从事专职邮票设计工作。她是新中国第一位女邮票设计家，原邮电部邮票印制局高级工艺美术师。现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她设计的许多邮票在历届最佳邮票评选中获奖。曾获全国和北京市“三八”红旗手称号。1993年获国务院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1954年我由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来到邮电部，加入新中国第一代邮票设计者的行列。邮电部、西单私人邮社收藏的世界各国邮票就是我的老师。那时没有如今的“集邮热”，而且有人认为邮票设计工作和艺术不挂勾，作品既不能署名又无法参展。但党和国家对邮票事业的重视、对年轻设计者的期望，就是我工作的最大动力。我十分珍爱这份工作，以至30年后任命我当设计室副主任时，为了艺术，我坚决要求不脱产。 1955年发行了我设计的第一套邮票《新建22万伏超高压送电线路》，原稿是铅笔素描。后来我对它的评价是：“素描+文字面值=邮票，但不是理想的邮票。”两年后发行的《武汉长江大桥》与之相比就多了一点成熟，我在设计时刻意追求高度概括、简洁凝炼而夸张的装饰效果，把文字、面值的选择和位置以及对雕刻用线的要求全部纳入总体设计的范畴。在设计《储蓄》邮票时，我试用象征寓意的纯装饰手法，得到了美协领导、前辈的认可和鼓励：“邮票就是邮票，不是社论，只是配合国家宣传，起号召作用，所以邮票应有自己的艺术语言。有些话让社论去说，小小邮票不能负担过重。”这番话是对年轻人不落窠臼、勇于探索精神的支持，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1959年9月北京邮票厂建成，引进了多种印刷设备和印制技术，对中国邮票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起了积极的作用。60年代初的邮票，无论选题内容、设计水平都有了新的突破。印制技术的更新，对设计原稿的要求也日趋规范，如规定了邮票尺寸供设计者选择、要求原稿是邮票规格的4-6倍、图稿色彩要均匀不留笔触、文字与面值要书写工整等。相对而言，设计工作的条件比较差。塗底色或颜色渐变效果要靠手画，彩色摄影价格昂贵，不能用来制作邮票原稿。如《民间玩具》邮票的原稿就是对着实物一件件写生完成的；《唐三彩》邮票的原稿是先将实物的黑白照片经药液过黄，接着用照相透明水彩一层层由浅到深地画出三彩质感，再用水粉色把背景塗得“倍儿平”，最后用鸭嘴笔工整地书写包括小志号在内的全部文字。而在彩色摄影和电脑普及的今天，以上工作就很容易了。 邮票是命题创作，作为设计者不能只设计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因此，无论是国家重大事件、国际交往活动、建设成就，还是古今中外人物、妇女、儿童、体育运动、文化艺术等题材，我都当作学习与探索的机会。 60年代初我设计有《唐三彩》、《牡丹》小型张和《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小全张（均被评为“建国三十年最佳邮票”）。其它还有《白求恩》、《杜甫》和新中国第一套横三连邮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及小全张等，近30套。我开始体验到在法则的制约中自由寻求的乐趣。1963年，我以邮票作品报送美协申请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获批准。 “文革”期间，我只画了1枚《红色娘子军》邮票和一套未发行的工农兵图案的普票。后来发现，“文革”普票中有3枚工农兵图与我画的很相似，但却是出自他人之手。1969年，我们全家去了五·七干校，直到1973年5月我才重返工作岗位。此时已人到中年，大有“不用扬鞭自奋蹄”之感。当时我在重视邮票自身规律的基上追求中国特色，在纷繁的色彩中寻求素雅而绚丽的风格，要求在设计不同题材的邮票时要各有特色。这一时期，我设计了《武术》、《从小锻炼为革命》（“文革”后第一套采用小票型的邮票）、《公路拱桥》、普18等。其中《武术》是第一套表现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邮票，也是第一套对倒票。在绘制草图阶段，我就到照修车间征求意见；为了防止套印误差而采用对倒形式印制该票。这个例子说明，设计过程也是和印制相结合的过程。我在设计《武术》、《公路拱桥》、《中国电影》等邮票时一再选用在邮票厂里闲置了几十年的银墨，也是因为内容的需要：银墨自身的亮光在票面上会产生特殊的效果，如拱桥暗处的结构会显得十分清晰，电影银幕在逆光处会有发亮的效果。 《孙中山》邮票是我设计的第一套人物邮票。算起来我一共设计过8套人物邮票。对每一套人物邮票，我都进行了不同的探索。如《白求恩》邮票，我把他的肖像设计成色彩强烈的版画，另一枚则没有照搬历史照片，而是有所取捨地设计成一幅素描，着意展示人物的精神风貌。我还设计了中国第一套横双连形式的《邹韬奋诞生九十周年》邮票。在人物邮票的边饰图案和花纹设计上，我也作了新的尝试，赋予它们和人物相关联的内涵，如《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宋庆龄逝世一周年》邮票（分别获“建国三十年最佳邮票”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