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立法定位的几点思考.docVIP

劳动合同法立法定位的几点思考 劳动合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大篇幅规定的内容，在实践中也被赋予了极高的法律喻意，颇有“功高盖主”的嫌疑。但随着法律及各界对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同，书面劳动合同的重要性似乎有一些削弱，似乎劳动合同的有与无对劳动权的实现并不是关键。那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维度关注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是不是真正起到了保护劳动者的作用、我们应该如何定位劳动合同在劳动权实现中的作用？书面劳动合同对于劳动关系的确立是否必要？等等。这不能不引发众多关注劳动法的人士（包括笔者在内）要深入的思考。 目前，制定《劳动合同法》的呼声很高，地方立法也不乏较有前瞻性的立法先例，如《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等，其在实践中也受到了颇多关注与好评。但笔者想以浅薄之眼光、疏漏之学识，为《劳动合同法》泼一点冷水。 一、《劳动合同法》只能是一部“柔法”，不符合各界之期望 立《劳动合同法》旨在强化其侧重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功能，但劳动关系的客观属性决定，这仍只是一个理想。 （一）劳动关系的不平等性决定之 即使贯以“法律”之名，《劳动合同法》也难具法律之“刚性”。 这是由劳动关系――劳动合同自身的特性决定的。 劳动合同从形式上看是一种平等契约，即由劳雇双方自主签订，但在实际中，由于劳雇双方在地位与身份方面的差别，劳动合同从签订到实施，根本无法做到对等。劳动合同实际上是一种不对等的从属性契约。不管我们法律上如何赋予劳动合同双方平等的法律地位，但在实践中往往连对等都未曾实现。这是不争的事实，并不是“法律”赋予双方平等性就能一劳永逸的。双方的不平等、不对等是显见的。正因如此，《劳动合同法》仍只能停留在“义务法”的层面上，再次重申劳动合同双方在劳动合同方面的法律义务，根本上升不到“权利法”这一层面。如若不然，贯彻落实《劳动法》恐怕就够了。 （二）劳动关系的主体差异性决定之 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看，即使同为同一行政区划、同一行业、同一类型的企业，因其规模、产值、产权模式、管理方式等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不同，其实质也迥然不同；从劳动者角度来看，法律并不能严苛同为同一用人单位、同一岗位、同一工种的劳动者其在内在价值和外部表现都完全一致。当然这也是不可能的。每个劳动者都是不同的生命个体，其蕴含着不同的体能与智能。劳动合同涉及的仅是个别劳动关系，是个别劳动关系的再现。可以说，有多少个劳动者就有多少个劳动合同，因此强调如何体现劳动者的主体差异性才是其要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劳动合同法》只能是一个“指导性”的法，类似于行政指导，如何体现“个性化”、“个体化”才是其关注的重点。 （三）劳动关系的人身依附性决定之 理论上关于劳动关系的界定，不管是“组织标准论”、“控制标准论”，还是“综合标准论”，其共通之处在于都强调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控制、约束。实际社会生活中，劳动者表面上付出的是劳动力，而实质上更是个人人身自由的暂时失却，其实际的代价远远超过所获得的劳动报酬。用人单位在劳动领域拥有法律之外的绝对“话语权”，劳动者并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真正平等地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 因此，我们应当正视劳动者基本的身份和地位状态，将其“还原”为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使其“作为劳动要素的直接承载者”，实现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真实身份和真正角色。 二、《劳动合同法》制定与实施的先决条件 （一）《劳动法》调整范围、调整方式的严谨扩容，是《劳动合同法》“另立山头”的必要前提 事实劳动关系的广泛存在，使现行的劳动法律关系理论受到了严峻挑战，其在实践中造成的理论与实务的困难，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其实，事实劳动关系与现行的劳动法律关系理论严重对峙，正是我国劳动法人为设置的障碍和“法律理想化”的体现。如《劳动法》第2条规定的调整范围过窄，并“对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采用了不同的确认标准”，把现实中众多的合法主体“非法化”，如农民工、家庭保姆等；第16条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这一理想化的规定与现实距离太远，造成实践中的“唯合同论”，似乎不采用书面形式劳动合同就是无效的，甚至发生争议后应否受理还得单独出个“解释”。 因此，从立法上承认并保护“事实劳动关系”、严谨构建劳动关系的确定标准、“尽快消除双重标准所带来的混乱”、解决劳动合同是否有非书面形式等问题是当务之亟，而这些问题非通过修改《劳动法》而不能，而《劳动合同法》当然必须依托并且不能超越《劳动法》的规定。 （二）《集体合同法》的真正贯彻落实是重要的保障 集体合同并不是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的简单罗列与重复，而是结合本单位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