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转让立法模式的选择的研究.docxVIP

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转让立法模式的选择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股东权 立法模式 内部转让 外部转让 　　论文摘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的转让包括内部转让和外部转让。在股东权内部转让上，应采取绝对自由模式;在股东权外部转让上，由公司章程规定或协议约定同意权、优先购买权或其他限制，即允许公司章程或协议在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之间选择适用。 　　资本的流动性是公司的实质性特征，这就决定了公司股东权是经常处于变动之中的。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兼有资合和人合的属性，因此，股东权在内部转让和外部转让上应有区别。我国现行公司法在股东权转让模式上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我国究竟应采取何种立法模式，是学界必须加以认真研究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拟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转让立法模式进行粗略的探讨，以期对我国的立法工作有所裨益。 　　一、股东权内部转让的立法模式选择 　　尽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内部转让并不导致新股东的产生，相关法律制度也主要以“自由”为基调，但由于转让的结果可能导致原股东间利益结构的破坏，因而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内部转让立法上态度仍然不一，主要形成了三种立法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绝对自由模式，即立法允许股权在股东内部自由转让，不做任何限制。采用这种模式立法的国家主要是日本。日本《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9条规定:“社员(股东)之间可以自由转让份额”。第二种模式是相对自由模式，是指立法对股权的内部转让虽不明文限制，但授权公司章程进行限制，或者立法对股权的内部转让有限制，但公司章程可以取消或放宽这种限制。采用这种模式立法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德国、法国、英国、美国、韩国以及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种模式是限制模式，是指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内部转让与外部转让同等对待，进行严格的限制。采用这种模式立法的主要是我国台湾地区。[1] 　　笔者赞同第一种模式。理由是: 　　首先，实行这种模式，可以保障转让方收回投入资本，为股东在特定的情况下收回投资提供了必要的途径。根据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准确地说，应称为“股东无责任原则”)，公司财产为公司债权人的唯一担保。投资者一旦成为股东，就不能退股，不能取回自己的出资，即使股东对公司的股利率、股价或公司经营层的经营行为心怀不满也是如此。这一做法，显然有违“无论何人不负违反其个人之意思，留于团体之义务”的罗马法谚语。基于股东不能退股，立法者就要设计一套替代方案，允许股东退出公司，给予相应的法律救济。这一替代方案就是承认股东权自由转让原则。 　　其次，允许股权在股东之间的自由转让，维护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特有的人身信赖关系。当某一股东在公司经常与其它股东发生摩擦，彼此之间失去了信任基础，影响到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甚至使公司陷入僵局，威胁到公司的存亡。这样，就可以通过股东权的内部转让，让该股东退出公司，其他股东受让其股份，继续保持公司股东之间的良好的人合基础和坚实的资合基础，维持公司的存在和发展。如果不允许股东内部的股东权自由转让，那拟转让的股东就会向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其股东权，可能影响到公司的人合基础;或者导致公司陷入僵局，最终破产。 　　最后，允许股权在股东之间的自由转让，不仅反映了对股东自治理念的尊重，而且更多的则表现出立法者对股东自治能力的信任。股东基于对自身财力状况、投资战略、投资计划、投资偏好以及相关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等诸因素的综合考虑，做出自己的投资决策。[2]如:当公司经营业绩良好时，有的股东可以将自己的股份转让出去，从而获得高于原出资额的财产利益;当公司经营惨淡时，有的股东急流勇退，转让自己的股份给其他股东，从而减少自己的投资风险。同时，受让的股东相信自己有能力扭亏为盈、起死回生，从而做出该决策的。这也是法律充分尊重股东自治理念和股东自治能力的表现。 转贴于 　　总之，股东权的内部转让既未违背有限公司之不公开性和闭锁性，又可适度补救有限公司无退股制度之缺陷，实无获得其他股东同意之必要，应许自由为之。 　　第二种模式，即立法对股权的内部转让虽不明文限制，但授权公司章程进行限制，或者立法对股权的内部转让有限制，但公司章程可以取消或放宽这种限制。其不妥之处在于，首先它违背了“尊重股东自治理念和自治能力”的原则，立法不应过多干预公司的事务，不应违背股东之间的意思自治;其次，授权公司章程取消立法对股权的内部转让的限制，使得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受到了挑战。法律的规定应为强制性的，既然规定了，就应该被遵守;怎么能因公司章程而被取消，到底是法大还是公司章程大?这样的规定，还不如不规定，授权公司章程来处理，以牺牲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作为代价，得不偿失。 　　第三种模式，即对于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规定的内部转让限制制度，忽略了股东权内部转让与外部转让对公司人合基础的影响的差别，而不加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