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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上诉状3篇 1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某1，男， X年X月X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某2，女， X年X月X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女，X年X月X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某，女，X年X月X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女，X年X月X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男，X年X月X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女，X年X月X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xxx0徐民三民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特依法上诉贵院。 上诉请求 1、撤销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xxx0徐民三民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或者由贵院查清事实径行改判。 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本案一审判决，定性不当，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该房屋买卖合同须由上诉人四人共同行为，且以被告黄某为主导。 无论是合同的发起还是合同的履行钱款往来其中真正的主导应是上诉人黄某，而非上诉人谢某1。一审法院认为，谢某1始终代表四名上诉人，显然定性不当。 首先，涉案房屋是以黄某母亲陶某所得动迁款项为大部分钱款所购置，且至今谢某1仍与妻子、岳父、母共同居住。从整个房屋买卖过程来看，是由黄某提出售房，并让谢某1陪同前往中介公司办理挂牌，之后与被上诉人的多次交涉，都由黄某出面，甚至被上诉人的两次付款均是由黄某收款谢并不在场，且汇入账户也是黄某私人账户。而且，从被上诉人提供的一审证据8月19日的电话录音显示，谢某1在与被上诉人协商该房屋买卖合同的过程中，明确表示关于房屋买卖的问题“我回去也要商量”，足见谢某1不可能代表所有上诉人，他也自知无法代表所有上诉人。 其次，从双方签订过的协议的签字人员来看，3月1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为上诉人四人与被上诉人两人签字，3月11日签订的“协议”由除谢某1之外的三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两人签字，到了7月25日签订的“协议”则仅有谢某1一人与被上诉人两人签字，而恰恰是7月25日的“协议”遭到了其他三名被上诉人的一致反对。这就更有力地说明，谢某1从未代表过其他上诉人履行过任何法律行为 再者，虽然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四名上诉人的联系电话都为谢某1一人手机号码，但并不能表明谢某1就取得了其余三人的全权委托。仅填写谢某1一人手机号码，一则是为了便于进行及时联系，二则也只能说明，由谢某1作为联系人而已。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谢某1始终代表四被告与中介和原告进行房屋交易事宜的协商，……”，故而推定谢某1就取得了代理权的原因之一，这显然是扩大了仅作为联系人的权利范围，并且也忽视了其余上诉人应享有的对房屋的处分权。 二、7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系效力待定协议。 7月25日所签订的补充协议，系中介制作，乃甲方谢某1与乙方朱某私下拟订。在甲方一栏仅有上诉人谢某1一人签字，其他上诉人当时并不知情，后来知晓该事后，明确表示反对，至今其他上诉人对该协议坚决不予追认。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不得转让。上诉人认为，第一，上诉人谢某1根本不构成表见代理，不能代理其他被告作出该意思表示;第二，该协议违背了除谢某1之外三人的真实意思表达，且不予追认;第三，该协议并未生效，处于效力待定状态。故该协议不应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信。一审法院在该合同不具备形式要件的前提下，被上诉人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其余三名上诉人授权于谢的情况下，仅以内心确认的方式，推定谢具备缔约的代理权，从而认定7月25日协议有效的理由之一是与事实不符，也于法无据的。 至于上诉人黄某及其母陶某其女谢某2于8月8日前往交易中心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三名上诉人始终不予承认7月25日签订的“协议”的有效性，但迫于房屋产权证原件仍握在房产中介手中现在房产证仍旧在房产中介处，三人是出于索要房产证原件的目的而前去，并非是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意思表示。退一步讲，若四人真是前往办理过户登记，当场得知仅仅修改合同中的过户登记时间，即能办理过户登记，当天马上即可进行修改，无须拖延。而事实并非如此。故一审法院认定四被告前往交易中心就是办理过户手续，并进一步推定三名上诉人用行为对7月25日之协议的效力进行了认可及追认，显然不符合逻辑。 三、约定违约金数额畸高，违约条款应为无效。 上诉人谢某1与被上诉人于7月25日签订的协议中约定，若一方构成违约，则按照房价款的日百分之一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