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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两次启蒙运动的缺陷研究论文 中国近现代两次启蒙运动的缺陷研究全文如下： 启蒙的实质是作为个体的人获得“成为自己”的自由，它涉及自我与自性、个性、共性等定位坐标点的关系。如果以自性、个性、共性作为个体自我定位的三个醒目的坐标点，那么，从自性到个性再到共性，反映的是角色意识统合功能次第加强的运动态势，反之，从共性到个性再到自性，则划出了主体意识分化倾向日益明显的运动轨迹。 就此而言，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分合大势至为简单明朗，虽然历经无数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为表相的政权更迭和治乱循环，但角色意识代表的统合趋向和功能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亘古未变，个体自我的主体意识一直没有孕育、催生的机会，这是由拒绝分化、敌视个体的文化、政治的大环境、大气候所决定的。因此，趋于分化、多元的以自性定义个体的角度几乎被挤压成边线重合的直线---一个未经开启的平面，定义的问题被置换为定位的问题，“我是谁?”的本体追问转变为自我的身份认同的问题。 一 联系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现实，这种问题的置换既显示了文化惯性作用的强大，也受制于不得不如此的客观情境。具体而言，需要重新确认的不仅是个体的自我认同，更涉及社会、民族、国家、文化等为个体自我认同提供资源和定位坐标的对象，两种认同的调整、变化呈互动关系，后者因其数量和规模优势对前者具有更大的统摄和裹挟效应，在重要性排序上，从学理和现实两方面都明显向后者倾斜，这种倾斜有其伦理正确性、历史合理性和文化必然性。 从学理的层面而言，它反映了黑格尔“伦理总体性”的要求，这一要求源于“个别与一般的一体性”.具体表现为，“一个通过认知而与自身建立关联的主体，会同时面对两个自我： 一个是作为普遍的主体，它是作为一切可以认识的对象的总体性世界的对立面; 另一个是个别的自我，它在世界中是个别的自我，它在世界中是众多实体当中的一员。如果绝对者被认为是无限的主体性 它不断产生客体性，以使自身走出僵化，而进入绝对知识的神圣王国 ,那么，一般与个别这两个环节就只有在独白式的自我认识框架中才能被认为是得到了统一： 因此，在具体的普遍性当中，作为普遍性的主体始终优先于作为个体的主体。在伦理领域中，这一逻辑的结果则是更高层次的国家主体性优于个体的主观自由。”[1] P. 47从现实的层面而言，“重建新的意识结构是和重建新的社会结构同步的。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重新确认自己不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自然事件，而是一种集体命运。”[2] P. 1 -2因此，“寻找认同的过程就不只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是一个直接参与政治、法律、道德、审美和其他社会实践的过程。”[2] P. 2“对现代认同问题的探讨，不仅会涉及到自我、个人的观念，而且会涉及社会、民族、国家和自然等观念。”[2] P. 3也即，单数的主体在复数的主体的缠绕和包裹下，其浮出意识的水面并凸显其重要性的过程必然要经历更多曲折。从文化的层面而言，亦支持这种整体、群体对个体的置换和凌驾，而且它对人类普遍本质、意义、价值等的探寻先天薄弱，也是造成个体人格不成熟及其无权、弱势之现实境况的主因。 个人主体确立的问题遭遇置换和滞后的宿命境遇与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息息相关，由于同样的深陷误区的命运，“五四”启蒙运动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新启蒙”运动存在重要的逻辑和历史的联系。 众所周知，中国的个人 本位 主义和个人 性 话语始于清末危机、特别是以“五四”启蒙运动为主的新文化运动。此前，个人主体作为“具有内在深度的自我”处于缺席和地位模糊的状态，个人意志淹没在伦理架构、道德体系、集体荣誉感、角色规范之中，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套牢的工具、一个失去挣扎欲望的溺水者。 诚如汪晖所言，“个人的自我归宿感是一个现代事件”,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被赋予一个基本固定的“角色”和“位格”,他的归属意识非常明确，因此，很少发生“魂不知所寄，情不知所衷”的漂泊无依感和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惶惑和焦虑情绪，每个具体的人的“痛苦”自觉局限于被给定的角色体系内部。个人主体的建构诉求是现代社会的一大表征，因此，它必然与中国的现代化诸问题纠结在一起。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其动力并非首先来自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是被动的、后发的、学习型的，遭受侵略的事实使这种要求表现得十分竣急，且带有无暇从容选择的盲目，大致而言，走过了一条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不断深化的“师夷”之路。为谋求“制夷”之策，为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这种“学习型”的现代化道路带有极强的功利的特征甚至急功近利的特征。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和富国强民的主观热望使中国的主体建构重心很快由个人转向民族、国家等更大的主体，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提供话语支持和认同引导，建构一种“想象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