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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髹饰录》到现代漆画实验 徐悲鸿曾发表对沈福文的评论：“沈福文先生少习绘事，以其故乡福建世以制漆名大地，因从事漆艺，又见日本作漆艺术继中国代兴，乃负笈东渡，留学綦久，与彼邦治此业之大师上下研究，尽得其能。抗战赴后方执教成都四川省立艺专，造就甚宏……沈君欲复兴吾国漆艺，故专取材于中国图案，其杰作已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大放光明。”徐悲鸿眼中担起了复兴中国漆艺事业的沈福文，不仅是对中国漆艺漆画的发展，甚至对中国艺术发展都是具有深刻的影响。 沈福文出生于1906年，福建诏安人，家传漆法。少年时赴国立杭州艺专学习，加入过艺术团体“西湖一八艺社”，而后又赴日本学习漆艺，并获得恩师赠予的《髹饰录》；学成归来之后来到四川——先是在四川省立艺专主持漆工科，建国后在四川美术学院先后担任系主任、院长、名誉院长等，编写并出版了《中国漆艺美术史》《中国髹饰工艺美术史》等论著，还在古代漆艺技法的基础上创造了多种新技法，打破了中国传统漆艺故步自封的状况，创作出数量庞大的漆画作品。沈福文为四川的现代漆画奠定了基石的同时，也影响了全国一代又一代的漆艺与漆画的学者、艺术家。 一、由古入今——文脉的梳理与技法探源 我国学者朱启钤写道：“《髹饰录》者，明黄大成所撰之漆工專著也。……哲匠名篇，传而未广，心中悻悻，不能已也。”他在日本找到了《髹饰录》的手抄本，可是在上海被日机轰炸后付之一炬。与朱启钤拥有相同愿望的沈福文，也在日本寻找《髹饰录》，并从当时日本美术界的权威田边孝次处得到了《髹饰录》，开始了中国传统漆艺结合日本漆艺的系统学习。 学习期间，沈福文虽然研读了《髹饰录》，但与王世襄为《髹饰录》作解说的方式不同，而且也没有局限于《髹漆录》。他撰写的《中国漆艺美术史》不仅参考《髹漆录》提及技法，而且把这些技法进行分期，还善于把同时期的其他文献作为依据和旁证，从而使以中国漆艺的发展脉络更为清晰，也更为客观。以《中国漆艺美术史》中第六章宋、元髹漆工艺为例：首先，梳理了宋元的漆艺发展概况，从《蔡京太清侍宴记》《苏州府志》等古代著作中引述出宋元时期的官方漆艺行业的状况；接着，阐述民间髹漆工艺的状况，以出土的宋元时期漆器的形制与技法，来分析斑犀漆等技法出现的缘由；再来，以当时的漆艺工匠张成、杨茂为代表，结合《髹饰录》分析剔犀、剔彩等技法；接着继续结合《髹饰录》分析金漆、螺钿镶嵌、犀皮等技法，以其他文献辅证其的准确性；最后再谈到制作漆琴的历史与工艺。从此书的第六章中，可以看出沈福文以史料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对比分析法以及结合个人的创作经验，全方位且立体地将漆艺发展的文化脉络展现出来。沈福文写道：“《髹饰录》应用了许多天文地理的简单名词，来象征漆工的工具设备，以及原材料，乍看实不易理会，若从他本人的解说和杨明的注解，有的虽仍嫌不详，或文字过于晦涩，但只要有实际经验，就可以理解它所包含的内容意义。”当初得来不易的《髹饰录》，在无数岁月的研究中，被沈福文重新解读、拆解、重构，使得一本咬文嚼字的《髹饰录》以更加多角度、多面向的方式呈现在后人面前。沈福文的《中国漆艺美术史》与王世襄的《髹饰录解说》①，将一本《髹饰录》作了一纵一横的“解剖”，拨开了古代漆艺的技法与历史发展中的迷雾。 沈福文正是由于《髹饰录》的长期关注和研究，才有可能对其所载的中国历代制漆传统工艺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与思考，进而研究各地各民族的民间制漆法与之相类相较，比对、实验之后再将目光扩大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青铜器、瓷器上，再经过无数考证、探究之后，逐渐研究发掘出一系列漆艺古法。 例如，在镶嵌的材料，由昂贵的金玉替换成蛋壳、棕丝等常见且平价的材料，尤其是蛋壳技法的引入，弥补了当时色漆中“白色”的明度不足的缺陷，更是利用蛋壳裂纹变化的多样性丰富了漆艺漆画的表现力。而在工艺技法中，沈福文在日本研究出的“研磨彩绘法”，他的《金鱼》以及诸多漆盘就是使用此法，这是结合了我国古代漆艺技法的“末金缕”与日本技法的“肉合莳绘”——在图案勾画完成后全面罩漆，使漆全面覆盖住图案，待其干燥之后，再进行研磨，将覆盖图案上的漆研磨干净，露出原本的图案——这一技法除了用在漆器制作中，还影响了无数的漆画创作者，至今仍然被使用。任何技法在突出其特点之时，也带起缺陷，沈福文并没有故步自封，他直面“研磨彩漆法”只能在平面中创作的局限，力图在汉代的平堆工艺启发下发展出“高堆漆法”，“在需要表现凸状的浮雕图案处，采用复堆漆的方法，让堆漆的厚度来体现浮雕的图案效果”。另外，他还发明了“棕丝变涂法”等多种变涂方法，大大地丰富并便捷了漆艺技法的表现方式。 沈福文在这些传统与新式的技法支持下，不仅对传统漆艺有所继承和挖掘，使得古法并不单一，面貌并非一面的漆画创作，他甚或使用两种以上或者多种漆艺技法结合的方式创作，影响了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