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化与儒化：阐释汉代文学思想的一个框架.docxVIP

楚化与儒化：阐释汉代文学思想的一个框架 汉代文学思想学界研究多矣，但为其诠释提供一个可能框架的工作似乎做得不多。阐释框架不是文学思想本身，而是文学思想得以存在和发生的原因以及为何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具体背景。当然，任何的宏观框架都只可能是粗线条的，只能说明一般的情况而可能会把例外排除在外，故而可能会带来阐释中的一些缺陷，尽管如此，宏观框架仍在阐释历史与文化时是必要和必须的。 钱穆在讨论儒学流变史时谈到唐代，以为“唐代儒学之新贡献，却在其能把儒学与文学汇合，从此于经史之学之外，儒学范围内又包进了文学一门”，这当然是从唐以前儒学与文学并未汇合为一体而推出来的。在他看来，古人观念世界里本无文学独立之观念，“文学之与儒学，开始亦并无一种密切之关系”。推及汉代辞赋，钱穆认为儒学是儒学，辞赋是辞赋，各为一回事情，“汉人心中惟经学始是儒学，而辞赋家言则另是一套，与儒学不相涉”，进而推论《后汉书》于儒林传外又增设文苑传，“亦证文苑与儒林有别，即在范晔当时，儒学中仍未包涵有文学”。在此前提下，钱穆以为儒学和文学的会通只能是在唐代，具体说就是杜诗韩文，始成儒学与文学合二为一的标本：“所谓汇通儒学与文学之运动，即纳文学于儒学中之运动，其事须到杜甫，而始臻完成。杜诗称为诗史；其人亦被称为诗圣。杜诗之表现，同时亦即是一种儒学之表现。故说直到杜甫，才能真将儒学文学汇纳归一。换言之，即是把儒学来作为文学之灵魂。此一运动，到韩愈又进一步，韩愈之古文运动，其实乃是将儒学与散体文学之合一化……故自唐代始，自杜诗韩文始，儒学复进入了文学之新园地，自此以后，必须灌入儒学思想才始得成为大文章，此一新观念，实为以前所未有。必至此后，经学史学与文学均成为寄托儒学发挥儒学之工具，于是四部中之集部，亦遂为儒学所包容。”这是一个大判断，可能与历史细节无法一一对应，但考之史实，应该大体不差。愚以为这大约应该成为阐释汉代文学思想的一个基础性框架。汉代儒学与文学本为两回事情而分途发展，都有一个逐渐普及而“化天下”的过程。正因为是两截，故而《毛诗序》只是经学中的思想之一部分而已，辞赋所呈现的文学思想是文学自身的文学思想。但儒学与文学成为两截也同时带来一系列问题，就是经学如何面对和自己不同面的文学及其源头、文学又如何面对经学而为自己辩护。 一、楚化的汉代审美世界 汉代儒学与文学分为两截，具体而言，扩展而言，汉代在审美世界与理性思想文化世界上，分途异趋，前者楚化而后者儒化。 所谓汉代审美世界主要指辞赋、绘画与诗歌，能成为汉代审美文化标志性的是辞赋，以下论说主要围绕辞赋兼及绘画与诗歌展开。汉代审美世界材料众多，不可能一一罗列而与战国时期之楚国文化做比较分析再来得出结论，而不得不多方引用近现代有定评的专家意见以为我的论说基础。 要说汉代审美世界是楚化的审美世界，必须论证汉代辞赋是楚文化的继续与变种。姜亮夫说：“汉家文物、制度，大体是体用两方，都是三楚之所传。高祖定都关中，统一北土，是政治上的得手，而其下文武全才多有楚人，又移楚三姓于关中，‘三姓’正是三户之民，所以汉兴以后的文学，从《大风歌》、唐山夫人《房中乐》、《郊祀乐》到武帝《秋风辞》、《瓠子歌》，广被天下，而楚辞传习也不断地在提倡，也可以说是楚化。汉代的赋家(大赋)只不过是语言文字之学进入楚辞体内的一种新资料，注入楚的旧酒瓶而已。”。刘师培也认为“秦、汉之世，赋体渐兴……溯其渊源，亦为楚辞之别派”，他还一一对应地比较了骚、赋之间的影响关系所在：“忧深虑远，《幽通》、《思元》，出于骚经者也；《甘泉》、《藉田》，愉容典则，出于《东皇》、《司命》者也；《洛神》、《长门》，其音哀思，出于《湘君》、《湘夫人》者也；《感旧》、《叹逝》，悲音凄凉，出于《山鬼》、《国殇》者也；《西征》、《北征》，叙事记游，出于《涉江》、《远游》者也；《鵩鸟》、《鹦鹉》，生叹不辰，出于《怀沙》者也，……《七发》乃《九辩》之遗，《解嘲》即《渔父》之意；渊源所自，岂可诬乎?”所肯定者不言自明。实际上，汉赋无非把楚骚的“发愤抒情”变为“骋才体物”，重心不同，确乎如姜亮夫所说旧瓶装新酒而已，其所继承之风格与审美趣味、表现风度仍是南国楚地的色彩与质地，《文心雕龙·宗经》“楚艳汉侈”当非随便把楚、汉相比拟，刘勰思想中楚辞与汉之辞赋是一体两面。当然汉代士人经常把辞赋追溯到《诗经》传统，班固《两都赋序》就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这涉及汉代楚化与儒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容后讨论。略可说者，汉代辞赋在总体风貌上确实是楚辞或楚文化后裔，应该说是汉代审美文化楚化的一个经典案例。 至于汉代绘画，邓以蛰的论说最具说服力：“世人多言秦汉，殊不知秦所以结束三代文化，故凡秦之文献，虽至始皇力求变革，终属周之系统也。至汉则焕然一新，迥然与周异趣者，孰使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