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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实现报国梦的艰难故事 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实现报国梦的艰难故事 艰难求学以报国 1926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的一个偏远小镇，父母俩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育有子女九人，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稍大一些，他进入镇上的一所小学念书。镇上的那所小学只有初级部，没有高级部，所以四年级读完后，父亲送他到远离家乡的地方继续求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小学停办。过了一年，沿海一些学校搬到山沟里面去，10岁出头的黄旭华也跟着进山。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到学校得走4天山路，当时脚上走出了血泡。教室是由草棚临时搭起来的，日本的飞机一来，他们就跟老师跑到较隐蔽的地方继续上课。有时警报一天都没消除，他们就在城外饿一天，什么东西也吃不到。 1941年夏初，在侥幸躲过一次饿毙之后，黄旭华三度开始了漫长的惊险之旅。经兴宁、越韶关、奔坪石、掠湘南，经过整整两个月的晓行夜宿、舟车劳顿，终于在8月初抵达桂林，并顺利通过桂林中学的入学考试，从而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涯。 1944年6月，日寇的铁蹄逼近桂林，黄旭华在匆匆结束高中学习后，四度开启了自己的求学之旅。出广西、越贵州，走走停停、历经艰险，虽终在8月底抵达重庆，但既错过了各大学的招考，又丢掉了唐山交通大学的录取，别无选择，只好在国民政府所办的特设大学先修班栖身学习。一年后，黄旭华终于收获自己的梦想，既获得了中央大学的保送资格，又以优异的成绩被国立交通大学录取。最终，他选择了科学救国之路，进入了国立交通大学造船专业学习。 1949年7月，黄旭华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毕业后一直从事舰船研制工作，负责过苏联舰艇转让制造和仿制的技术工作。1957年他调到北京船舶工业管理局。1958年，党中央批准聂荣臻元帅关于研制核潜艇的请示报告后，即被调参与并领导核潜艇的研究设计工作。在京期间先后在海军造船技术研究室、国防科工委七院核潜艇研究室、潜艇核动力研究所、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等单位任职。1961年起历任副总设计师、副所长、所长等职。1979年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核潜艇工程副总设计师，1983年改任总设计师。 “斤斤计较”，身先士卒 参加过一代艇研制的老同志们都忘不了，总设计师黄旭华曾经用最“土”的办法解决了许多尖端的技术问题。 黄旭华至今珍藏着一把北京生产的“前进”牌算盘，那是他岳母在银行工作时使用过的。 在手摇计算机出现之前，在没有现代化计算手段的年代里，这把算盘曾经伴随黄旭华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毫不夸张地说，我国一代艇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是出自于这把算盘。”黄旭华笑言。 核潜艇体积狭窄，而装艇设备和管线数以万计，如何精确求得艇的重量和设备的重量，确保重心稳定和艇的稳性呢?黄旭华要求所有上艇设备都要过秤，安装中的边角余料也要一一过秤，几年的建造过程中，大小设备件件如此，且天天如此。 “正是这样的‘斤斤计较’，才使得我们的艇在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基本吻合。一艘排水量达数千吨的艇能做到如此，实在不容易。”中船重工719所党委书记张彦感慨。 极限深潜试验是检验核潜艇战斗力的关键之所在。1988年初，一代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做深潜试验。内行人明白，这是一次重要试验，也是一次最危险的试验。“越是危险的试验，越需要沉着冷静，越需要精神集中。”身为总设计师的黄旭华，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有多重。 在黄旭华看来，中国研制核潜艇不仅是要解决有无的问题，更是出于战略的需要，核潜艇只有深深地、静静地隐蔽于海洋中，才能对敌人产生真正的震慑，而极限深潜试验则是检验艇的战斗力的关键之所在。“我要和大家一起参加极限深潜试验，咱们要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去把实验数据完整地拿回来!”黄旭华一字一顿、语气坚定地对整个研究团队说。队员中弥漫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 每一台设备，每一块钢板，每一条焊缝，每一根管道，黄旭华都亲自检查，确保万无一失。100米、200米、250米、260米……一个深度一个深度地潜下去，170多名参试人员精神抖擞，全神贯注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 接近极限深度时，艇开始一米一米地下潜，全艇渐渐归于寂静，只有巨大的海水压力压迫艇体发出“咔哒、咔哒”声。这时，黄旭华依然镇定自若，在听取测试人员各项实测数据的报告后，他果断地决定：继续下潜! 终于，极限深潜试验成功了，一个划时代的时刻来到了，一个核潜艇的新纪录产生了。在全艇参试人员的欢呼声中，黄旭华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和激动，即兴挥毫一首：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黄旭华，这位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成为世界上首位亲自参与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 “人间蒸发”3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