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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茨基译唐诗心得 喜欢外国诗歌的读者，想必知道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的名字，知道这位俄裔美籍诗人198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知道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写出过跟中国有关的诗歌作品《明朝书信》；可是未必知道他翻译过中国诗歌——早期跟汉学家合作，翻译中国古诗，后来学习汉语，直接依据原作把唐诗翻译成俄语。 布罗茨基出生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海军军，曾在中国工作过。布罗茨基15岁时厌倦了学校刻板的教育，自动退学，步入社会，自谋生路，当过医院太平间看守、勘探队的勤杂工，从事过各种体力劳动。18岁时他开始写诗，21岁时结识了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成了她的学生，这对他一生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罗茨基对阿赫玛托娃的悲剧意识、哀婉凝重的诗风，有深切的理解。他也知道，阿赫玛托娃翻译过中国大诗人屈原的《离骚》，翻译过李白、李商隐的诗歌作品，这是他热爱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缘由。 1963年，23岁的布罗茨基认识了另一位汉学家鲍里斯·瓦赫金（1930—1981），此人翻译出版过《汉乐府》诗集。他十分赏识布罗茨基的才华，正是他建议布罗茨基尝试翻译中国古诗。他为年轻诗人提供了原作逐词逐句的翻译初稿，让他加工润色，完成诗化译本的最后一道工序。他们俩合作翻译的诗歌当中有孟浩然的《春晓》。布罗茨基请瓦赫金朗读他的初译稿，他听了以后，沉默了几分钟，当场写出了诗行很长的译文，回译成汉语是： 春天，我不想起床，聆听鸟儿鸣叫，我长时间回忆，昨天夜晚狂风呼啸，被风吹落的花瓣不知道该有多少。 瓦赫金感到非常惊奇，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新颖的译诗。他高兴地说：“约瑟夫，从来没有人像这样翻译中国诗。在你之前所有的译者都想方设法把诗行译得简短，因为中文词句在俄罗斯人的耳朵里听起来出奇地简短。可与此同时，每个方块字比一个俄语词的内在含义却要多很多。这种汉字与俄语单词内在容量的差别，是让翻译家最感头疼和棘手的难题。没想到你以这种方式来解决……能够以这种长长的诗行翻译古典诗歌，事情就好办了……” 此后，瓦赫金还曾鼓励布罗茨基说：“你最好能多翻译几首中国古诗。如果你不译，许多读者都还以为中国古诗就像艾德林想象出来的那种样子——没有乐感、没有韵、没有节奏，什么都没有，实际上只不过是光秃秃的逐词逐句的翻译初稿……” 艾德林（1909—1985）是享有盛名的学者和翻译家，他翻译过陶渊明、白居易的诗歌。遵从他的老师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主张，他翻译中国古诗历来都不押韵，他认为押韵会“以词害义”。而瓦赫金则认为押韵是汉语古诗的本质性特点，这是他跟艾德林的主要分歧，也是他对艾德林翻译文本不满意的原因。不过，客观地讲，他对艾德林译作的评价有失偏颇。因为艾德林的译诗虽不押韵，但节奏感还是相当鲜明和严谨的。 1964年，24岁的布罗茨基遭遇打击，被列宁格勒当局以“不劳而获的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判处五年流放。诗人阿赫玛托娃、汉学家瓦赫金、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等文化界名人纷纷出面为他奔走呼吁，一年半以后，布罗茨基终于返回了列宁格勒。但是他写的诗仍然难以发表，这使他感到精神压抑，又过了几年，他终于在1972年离开了苏联，成了流亡诗人。1977年，布罗茨基加入了美国籍。 在美国生活期间，布罗茨基结识了汉学家塔吉雅娜·阿伊斯特，她成了诗人的汉语教师。有一次阿伊斯特给布罗茨基讲解汉字“道”的结构与含义。她说：“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的意思是道路，或者说是行走。另一部分是‘首’，像戴帽子的官员的头，两部分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走人生该走的道路。”布罗茨基问：“为什么普通农民不能走自己的路呢？”阿伊斯特回答说：“当然可以。”“那为什么不说是农民的头，而说是官员的头呢？”阿伊斯特被问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后来她解释说：“或许是因为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官员吧？……”她边说边笑，以这种方式自我解嘲。不过，她坚持说，“道”不能跟“群众性”混淆，也不能跟“民主”的概念混淆。 在塔吉雅娜·阿伊斯特的帮助下，布罗茨基开始直接从汉语原作翻译中国古诗，其中就有李白的《夜静思》。诗人远离祖国，远离他父母所在的城市列宁格勒，远离他的诗友莱茵、奈曼、库什涅尔，心中充满了思乡之情。这首诗蕴涵的情绪跟他的心情十分贴近。他把题目译成了《我怀念亲爱的家乡》，诗行翻译得比较随意，加入了自己的感受与想象： 在我看来月光像雪一样， 寒冷的风忽然从窗口吹来…… 我朋友们居住的房子上空 此刻想必也有这样的月亮。 阿伊斯特肯定了布罗茨基的翻译，认为他译得流畅简练，原作四行，译作也四行。与此同时，她批评指责另一位翻译家吉托维奇的《夜静思》译文“加词太多，水分太多”。原来吉托维奇把四行绝句译成了八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