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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典创业故事 一：商祖白圭的治生术 白圭公元前463—前385年，东周洛阳人。其事迹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详细记载。 洛阳自古就是个商业发达的地方，洛阳人很善经商，致力于商业和手工业。白圭生长在这样的地方，日后成就为誉满天下的大商人，应该不足为奇。 不过白圭并非一开始就从事商业，据说他曾经做过魏惠王时期魏国的国相，白圭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潜心商业，把经商当作自己人生的大事业来做，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如果“智”不能权变，“勇”不能决断，“仁”不能决定取与，“强”不能守业，那就无法与他讲经商的本领。 白圭有着一套极为独特的经商理念与策略。战国时的商人大多喜欢获利丰富的珠宝生意，而他另辟蹊径，从事农产品买卖。他看到的是当时社会的农业发展，以及谷物是普天下老百姓都离不开的东西，虽然利润不大，但需求极大。白圭从自己的经商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让后人受益无穷的经商之术与为商之道，其中“人取我予，人弃我取”是白圭经商术的经典之一。 每当粮食收获季节或粮食丰收的时候，农民会都把粮食拿出来出售，而且价格会较为低廉，这时候他就大量买进;而如果粮食欠收，农民没有太多的粮食出售，而大家又需要粮食，这个时候他就把收进的粮食以较高的价钱卖出，于是赚取了差价。 他认为： 上下波动是物价运动的基本形式。“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商品供求状况决定物价的高低。“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供给是主要矛盾，供多于求就是有余，供不应求则是不足。 商品供给多少是由农业生产的丰歉情况决定的。 物价的高低变化是可以预测的。只要观察和推测到岁星将要到达的方位，就可以推测出农业生产的丰歉，也就可以推测出物价升高还是降低，变贵还是变贱。 因此，在商业经营中要：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不论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还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都是在商品有余、价格低廉时购买，而到商品缺乏，价格昂贵时售卖。此乃“待乏”原则。 “贱取如珠玉，贵弃如粪土”，“若猛兽鸷鸟之发”、 “乐观时变”，“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也就是说趋时迅捷，不错过良机。 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专门研究如何以做生意谋生、立业的，白圭还是第一人。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司马迁之后人们仍把他尊为商业行当的祖师爷，直到解放前夕，在一些店铺中，还供奉着白圭的偶像。 二：子贡取与 儒家鼻祖孔子有一个得意的门徒，叫做子贡。 子贡一边跟着孔子学习，一边做各种各样的买卖，他的生意做得大了去了。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这样的记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时转货资这话的意思是说：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 时转货资，讲的是子贡经商的方法，他经商按照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原则，从不与人抗衡，他善于把握时机，在别人甩卖时低价购进，在市场奇缺时高价售出，从不积压货物，资金流转很快。 精明透顶的子贡，并不当守财奴，而是用挣来的钱帮助孔子创立儒学，在孔子成名的同时，帮助穷困的孔子一次次渡过难关的子贡也名满天下，驰名天下的《论语》绝大部分是孔子和子贡的对话就是例证。 子贡将经商之术用在求学上，当别人都厌弃孔子时，他忠实地求教于孔子，这是人弃我取;当人们追求财富时，子贡为孔子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这是人取我与;众多的富豪被历史淹没了，子贡却伴随着儒学的发扬光大而流芳百世。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子贡成为最大的赢家! 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盛赞子贡，他这样说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从这里可以看到连司马迁都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 子贡死于齐国。死后至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封其为“黎侯”;宋大中符二年公元1009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三：蹶叔三悔 这个故事出自刘伯温的《郁离子》，是一个不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规律办事的商人的反面的例子，情节是这样的： 蹶叔很自信。他在龟山北面耕地，用高地种稻，用低地种谷。朋友告诉他稻与谷的习性，让他换过来种。蹶叔不听，结果种了10年反而连粮仓的一点储粮也陪上了。于是，他去朋友的田里察看，这些田收成都很好。他对朋友说：“我知道悔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