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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稳定的论文 范文一：探析解决地区少数名族社会稳定的办法 涉及民族宗教，新旧观念冲突的突发事件成增长趋势 甘肃民族地区具有浓郁的宗教文化，宗教对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宗教的民族性尤为突出，甘肃民族地区具有信教人口较多、信仰比较虔诚、居住比较集中和民族宗教问题相互交织的特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以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为主，在全国都有较大的影响，如甘南的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之一，寺内的嘉木样、贡唐仓等活佛在甘青川藏区享有很高的威望;临夏地区是中国伊斯兰教各教派门宦的发源地，教派门宦分支很多，号称中国的小麦加。当前，涉及民族宗教因素的矛盾呈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增多。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形成的政治势力也不尽一致，随着宗教群体的参政意识不断增强，宗教与政治生活对立的因素也日益突出。 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大多自然环境较恶劣，交通不便，狭窄的生活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这个区域的各民族大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人们形成了安于现状的思想观念，外来的开放意识极不易被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所接受。这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开拓意识欠缺、自我发展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滞后。这样，少数民族地区一些旧的传统和不良习俗在较长时间内还不能彻底消除，客观上与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的文明进步观念形成新的对立。新旧观念的冲突成为民族矛盾纠纷有增无减的深层次因素。一些群众自身文化素质偏低，思想狭隘，缺乏是非辨别能力，往往用偏激的方式看待和处理问题; 还有少数人对于境外敌对势力的分裂言行和盅惑偏听偏信，形成对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 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转型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十一五”期间，甘肃省委、省政府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速度最快、改革步伐最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在此期间，甘肃民族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50 亿元，年均增长12.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268 亿元，年均增长30. 6%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4. 5% ;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11. 3% ，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幅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原有的经济秩序被打破，贫富差距、利益协调成为不稳定的新因素。一方面，由于区域劣势、自然、历史等原因的限制，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同全省其它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21 个民族县 市 中，有14 个县属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按国家扶贫新标准1196 元认定，甘南、临夏两州尚有贫困人口120 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19. 1% 。就扶贫工作的整体来说，收入水平低，贫困面大，扶贫成本高，因灾、因病返贫问题十分突出，正常年景下返贫率在15%至20%之间。除自治州、县外，全省还有35 个民族乡 镇 ，人口31 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21 万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当地。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利益分化导致社会成员之间在地位、权力、财富方面的分化日益明显，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间的利益竞争日益明朗化，这使得生活在民族地区的不同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利益问题十分敏感，造成了心理失衡，成为诱发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一些社会问题呈现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一是社会矛盾纠纷更加复杂化、多样化。传统的纠纷往往主要表现在家庭邻里或族群之间，而当前的纠纷主要表现在资源开发、工程建设和征地拆迁等经济内容的新型矛盾。二是纠纷事件具有组织化、规模化的倾向。一些地方群体性纠纷参与人数众多，成分复杂，并且组织严密，背后有组织者的操纵指使和行动安排。三是纠纷参与人诉求方式和行为方式偏激，有明显的违法犯罪的特征。参与人往往利用国家重大政治活动、重大节假日或政治敏感期进行集体上访，冲击党政机关。甚至出现殴打执行公务干警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过激行为，以及自杀、自残的极端行为。 社会管理机制不健全，滋长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在我省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机制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使矛盾纠纷进一步升级，滋长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一是对社会管理的认识不到位。有的地方领导对社会矛盾纠纷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缺乏足够的认识。求稳怕乱的思想比较普遍，实际上是执政理念滞后、执政能力不足的表现。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执政观念之下，一些纠纷表面上得到平息，但未得到根本解决，为矛盾的再爆发埋下了隐患。由于目前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相对滞后，法制观念比较淡薄，监督追究机制尚未健全，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