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诏令研究述评.docxVIP

汉代诏令研究述评 诏令是指中国封建社会由皇帝或者以皇帝名义制发的下行文书的统称，是皇帝对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法律等所有方面事务的旨意的具体体现，是皇帝的专用文书。与其性质相同的文书可追溯到《尚书》所记载商周时代的誓、诰、命。秦统一六国后，改命称制，令称诏。汉承秦制，在秦的基础上对这种皇帝专用的文书做了完善，将其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敕，统称为诏书。20世纪以前，只是在传世的汉代典籍中看到散落的诏令记载，20世纪以后汉代简牍的出土，特别是西北边塞简牍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包括诏令书写的载体、书写风格等在内的更加直观、更加丰富的材料，为汉代诏令文献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气息。历来对汉代诏令在文学、历史社会等多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成果丰富。对其研究现状的介绍大多出现于学术论文的序言部分，如魏昕的博士学位论文《汉代诏令研究》，从汉代诏令的著录、文体分类、文书考证、与政治文化等方面做了概述，角度较为全面，但是每一类具体内容不是很全面。又如徐苗苗硕士学位论文《汉武帝诏书研究》，较多的是对汉武帝时期诏书研究情况的综述。叶秋菊《秦汉诏书与中央集权研究》一书，《绪论》部分的综述相对全面，但是对诏令在文学方面的研究述略较少2-15。因此本文希望在诸多前人的基础之上对汉代诏令的研究作较为全面的概述。 一、汉代诏令的著录情况 传世文献中，汉代诏令集中著录于《史记》《汉书》《后汉书》的帝纪、志、书、列传。自20世纪初期居延汉简发现以来，大量未见于传世文献的汉代诏令为世人所见。本节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传世文献中汉代诏令的著录情况，第二部分为出土汉代诏令的著录情况。 （一）传世文献辑录情况 传世汉代诏令最早著录于《史记》《汉书》《后汉书》。对其的辑录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完整辑录，第二种是选录。 目前所见最早对汉代诏令做完整辑录的是宋代林虙和楼昉据《汉书》《后汉书》而分别辑录的《西汉诏令》和《东汉诏令》。林虙辑录了《汉书》所载自高祖至平帝共11帝以及吕后在内的诏令401篇，并按帝系做了编次，名为《西汉诏令》，共十二卷。李晓菊《〈西汉诏令〉的编纂及其得失》认为林虙辑录西汉诏令力求完备，并且录文编次严谨合理，但也有漏辑、取舍未当、编次失误等缺点;对所注异文的文献来源完全不加以说明，使人无从检核;同诏异文注释不够准确，有相互混淆，主辅不明的情况。楼昉辑录了《后汉书》所载自光武帝至献帝（不含冲帝）共11帝的诏令306篇，亦是按帝系编次，一帝一卷，总共11卷，名为《东汉诏令》。二者成书之后单行，目前无可见单行本流传。元代蘇天爵首次将二者合刻为《两汉诏令》23卷。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收录《两汉诏令》，并加提要。对《两汉诏令》的刻本问题予以关注的是陈杏珍《〈两汉诏令〉及其刻本》，列举了北京图书馆所藏苏天爵刻本四个不同版本，并介绍了这四个版本的优良差异。《两汉诏令》虽然基本上全面收录了两汉的诏令，但依然有部分遗漏。清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汉文》和《全后汉文》，亦辑录了两汉诏令，较《两汉诏令》辑录条目有损益，但数量多于《两汉诏令》。赵逵夫主持的“《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编纂整理与研究”项目之子项目“《全西汉文》编纂整理与研究”“《全东汉文》编纂整理与研究”，在严书的基础上收录出土的简牍汉代诏令文献。 关于汉代诏令选录，自《文选》选录了武帝时期的《求贤诏》和《贤良诏》两文之后，历代著录两汉文章的著作一般都会或多或少地选录两汉时期的诏令。如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按照其桐城派散文思想选录汉代诏令33条。清代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收录汉代诏令35条。张润中《汉代诏令之文学研究》附录《历代总集选本中所选汉代诏令篇目统计表》，详细统计了唐宋明清选录两汉各帝诏书的情况。姚军《〈汉书〉采摭西汉文章研究》之《〈史记〉〈汉书〉采摭西汉文章之比较》，分析了《汉书》采摭《史记》中诏书的情况。其《〈文选〉〈文馆词林〉〈古文苑〉中的西汉文章及其价值》重点分析了《文馆词林》中九条诏书的文献学价值。 （二）出土诏令文献著录情况 相对传世诏令文献，出土诏令文献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出土的汉代诏令简牍较为完整的有：1930年出土于额济纳河流域肩水候官遗址、大庭修复原的“元康五年诏书册”，195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磨嘴子山的“王杖十简”，1970年出土于肩水金关遗址（A32）的“永始三年诏书册”，1971年出土于甘谷的“延熹二年诏书”，1981年武威农民所献的“王杖诏令册”，1992年出土于悬泉置遗址的“四时月令诏条”，2021年出土于甲渠候官第九燧遗址的“新莽始建国二年诏书”，张家山汉简的“津关令”，2021年出土于湖南长沙尚德街的东汉诏书。此外还有很多残简、零简以及疑似为诏令文书的简牍，王旺祥《西北出土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