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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北京郊区型农业的变迁状况论文 近代以来北京郊区型农业的变迁状况 全文如下：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北京史研究大多限于从社会近代化的角度探讨北京城中的人、事、物，很少关注京郊农村。农业经济史研究多以华北作为大经济区来考察，也并未体察到城郊农村与其他农村的区别。通过阅读民国时期大量针对北平郊区的高校调查，笔者发现北平郊区独具特色，郊区农业在城市辐射之下，具有与其他地区农业不同的特征，即郊区型农业. 郊区型农业也称城郊农业。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和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早已开始urbanagriculture的研究，国内学者多将其译为都市农业,它不仅包括城郊农业，也包括市区内零星分布的农业。国内学界对都市农业概念的起源，以及都市农业与城郊农业两个概念的异同仍存在争论。[3] 20世纪80年代初，郊区型农业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4]并很快受到政府重视。1984年，配合实施菜篮子工程建设，万里副在中央农业会议上正式提出郊区型农业概念，强调大城市郊区要发展郊区型农业，可以少种粮食甚至不种粮食.[5]P49随后，郊区型农业进入实践阶段。此概念发展至今，大致可以将郊区型农业的特点归纳如下：①为城市生产和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质和设施。②服务于城市的生态环保特性。③农产品商品化。④农业产业化集约经营。⑤具有一定的城市生活模式。这些特点决定了该农业形态相对独立，既区别于乡村地区的一般农业，又在各大中城市的郊区具有共同性，是农业现代化的先导。 目前官民均很重视的郊区型农业,往往被史学同仁忽视。 难道中国历史上没有郊区型农业吗?如果有的话，这种农业形态的存在状况如何?近代以来的变化趋势怎样?这样的变化趋势是怎样造成的?它给后人留下什么启示?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从民国京郊民众的角度，解读农业三要素：资本、劳动力、土地，分析郊区型农业的特征;再通过对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等大环境的分析，明晰北京郊区型农业的变迁状况。 一、特色耕地类型：以园田、水田为例 北京是元、明、清三代都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消费水平相对较高。北京郊区农业为满足北京城的需求，形成了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较高的耕作模式。例如，秧畦或称洞子菜,[8]P43-44即今日所谓的温室种植，向北京提供菜蔬;华北少有的水田，向北京提供稻米;此外，还有各色果园、花卉种植等。本文所关注的北京西北郊主要以蔬菜和水稻的种植为特色。园田出产各类蔬菜;秧畦是更专业化的园田，在冬春之际为生产反季节蔬菜育苗。耕种园地需要大量施肥，受运输条件限制。农人赶着大车去北京城门卖菜、买肥或拉黑土，如若一天之内不能打来回，人畜便需要在外住宿，成本过大，所以距离城市20多里以内的农村才有经营较大园田的。[9] 水田主要种植水稻，受地表径流影响较大。西郊得益于三山五园，玉泉山水引入京城，引水道两旁就是京郊水田的主要分布区，距北京城不到20里。本文分别考察园田和水田的耕种成本和收益，并与普通旱田比较，从中可以看出这两种耕地类型的特点。 1、园田：  ? ? ? ? ?一亩园十亩田京郊园田在明清时期已有发展。当时北京城内外有很多规模不等的官、私菜园，蔬菜的温室栽培技术在清代北京仍很时兴.[10]P305民国以后，官产逐渐私有，但郊区的园地种植仍然普遍，菜蔬多销往广安门菜市。 园田是旱地的一种，但种植的作物和方法均与种庄稼的旱地有别，园田的投资成本、收获多寡也与普通旱地不同。冉村处于颐和园以西，属于西郊蔬菜种植最发达的四季青蔬菜种植区，是种植秧畦较著名的村落，下面即以冉村为例说明园田与普通旱地的区别。 就地价比较，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冉村园地的价格多出旱地价格1/3,之后涨到了旱地价格的2-3倍。1937年每亩上等园地值80元，每亩上等旱地60元;1941年物价上涨后，每亩上等园地值350-400元，每亩旱地150-200元。[8]P34[11]P70再看人工。一般每人能耕种旱地20亩，而仅能管6亩园地或2亩秧畦。农民口头有一亩园十亩田的说法。因此，种菜的村子吸引了许多从山东河南一带迁来的长短工。[11]P23就工资而言，从1929年[12]P11、1939年[11]P57和1941年[8]P52对农工工资的调查来看，无论物价涨跌，园地工人的工价总要高过旱地工人近一倍。园地还需要诸如瓜长班、韭菜把式等特殊技能的工人，其半年的工资就已经高过旱地长工一年的工价。[11]P57综合农工数量和工资，普通旱地、园地、秧畦所需人工成本之比大致为1∶5∶20. 园田的肥料也比旱地用得多。旱地肥料多是农人自己制造之牲畜粪和灰土肥，园田则需要大量大粪，除村民自己制造外，多是从北京城门各粪厂或兵营购买。大粪的价格，例如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