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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合作国家行政法论文 合作国家行政法论文全文如下： 在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经过“政府放松管制”与“加强社会自治”的阶段，近来又出现了“公私合作”的新治理模式。公私合作处于以政府管制和社会自治两个极端光谱的中间地带，既可以是私人部门参与国家治理，也可以是政府采用私人部门的组织形态履行治理职能。这些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公私合作治理形态，是否代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方向，是否蕴含可以普遍指导和适用于整个国家治理的新理念，是否能够作为应当优先选择的国家治理模式，此即公私合作治理理念的规范性问题。本文利用合作国家模型，在理论阐释上指出公私合作现象内含的合作理念，进而论证将合作理念作为国家治理理念的规范性主张，即合作国家不仅只是存在公私合作现象的国家，更应是以促进公私合作为目标的国家，“现代国家治理应该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合作，提升社会合作的水平”。[1]合作国家既具规范性，则需要建构实施合作理念的规范性结构。合作国家的规范性在制度层面如何具体展开，如何建构制度以保障公私合作关系的建立，维护公私合作治理的良性运行，是本文要研讨的问题。 一、公私合作的基本类型与合作国家的界定 面对复杂多样的公私合作现象，我们从公私合作在国家治理中不同的法律地位入手，对公私合作进行类型化把握，将公私合作分为“职权独立的公私合作”“组织独立的公私合作”和“非独立的公私合作”。职权独立的公私合作，是指参与国家治理的公私合作组织被授予了行政职权，取得了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我国存在职权独立的公私合作实例：《邮政法》第25条授予邮政企业属于典型警察职权的检查权，使邮政企业有权检视邮件，《邮政法》第26条第1款授予邮政企业处理违禁品的权力，《重庆市轨道交通条例》第4条第4款授予采用公司制的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单位行政处罚职权。这些属于私人部门的公私合作组织被纳入国家人格，被视为行政主体，以自己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同时应当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组织独立的公私合作，是指公私合作组织虽未被授予行政职权，但仍以其自主意志参与国家治理。组织独立的公私合作常见的有两类。 第一类是因私人具备专业技能而在具体执行环节替代行政机关履行。例如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3条第2款规定，由民营汽车检验公司代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履行机动车安全检验的行政任务。由于机动车的大量增加，国家通过引入民营汽车检验公司的方式，替代行政机关履行检验任务，减小自身的人力和财力负担。此时民营汽车检验公司自主执行检验事务，但检验是否合格的行政职权仍由公安机关享有和行使。 第二类是国家将本来由依行政职权进行管制的行政任务，转而采取非权力手段进行治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以设立私法组织，亦容许纯粹的私人参与。这一类在我国的典型事例即是根据《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2021]47号设立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电力、能源、供水等其他的公用事业的民营化，亦产生了大量的组织独立的公私合作。非独立的公私合作，是指公私合作组织不仅没有别授予行政职权，而且在国家治理中根据行政机关的命令和指示活动，不享有自主意志，被行政机关作为自己组织机构的一部分加以利用。 例如：《重庆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操作规程》规定由银行发放养老保险，《家电以旧换新实施办法》第12条规定由家电销售企业向购买人垫付政府补贴。上述两例中的商业银行和家电销售企业，均属于行政助手。类似的事例还有，商业银行代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收取罚款，商业银行此时只相当于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的财务机构，在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的完全指令下参与行政处罚的执行。 上述三类公私合作中，相较于被纳入国家人格的职权独立公私合作，以及被纳入政府官僚体制的非独立公私合作，组织独立的公私合作最具有开创意义。组织独立的公私合作中，改变了政府直接管制的传统行政方式，转而由私人部门中的组织，运用非权力的手段进行国家治理，开创了新的国家治理模式。除前述事例外，再以粮食安全和粮食流通秩序治理为例，我国不由农业行政部门直接予以管制，而是依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国家临时存储粮食销售办法》的规定，由承担临时存储粮竞价销售的粮食批发市场、负责提供交易标的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以及负责成交粮食的货款结算和贷款回收工作的农业发展银行，这三方私部门主体综合采用市场的手段开展粮价治理，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满足市场需要，保持粮食市场稳定。这些私部门主体不属于传统的国家领域，却参与了应由国家负责的粮食安全治理，这创造了新的国家活动方式，需要新的国家模型才能予以归纳。 德国学者海特Ernst-HassoRitter首先提出了合作国家cooperativeStaat：“合作国家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它的社会主体和经济行为经过转化服务于国家目的，它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