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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传奇故事 童年时代，鲁迅常跟母亲住到绍兴乡下安桥头外婆家里，后来又到皇甫庄大舅父家里寄居。安桥头、黄甫庄都在绍兴昌安门外水乡，宽狭纵横的河流静静地流过村边。鲁迅喜欢到乡下去，他把那里看作是自由的天地，崭新的世界。因为在这里不仅可以免读深奥难懂的《四书》、《五经》，还可以同农民的孩子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一起，到密如蛛网的河上去划船、捉鱼、钓虾，去欣赏带着点点渔火的水上夜景，或者到岸上去放鹅、牧牛、摘罗汉豆，呼吸清新的空气…… 每逢村子里演社戏的时候，鲁迅就和小伙伴们一起摇船儿来到半个在岸上、半个在湖里的戏台前面，看武功演员翻筋斗。有时，他还和农民的孩子一起学演戏、扮小鬼。他们在脸上涂上几笔彩画，手握一杆杆钢叉跃上台去，愉快地玩耍着。 农村，对少年时代的鲁迅是很有吸引力的。在这片自由的天地里，鲁迅不仅学到了许多社会知识和生产知识，还和农民家的小朋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逐渐了解了农民勤劳、质朴的性格，同时也看到了旧社会阶段压迫、阶级剥削的血淋淋的事实。鲁迅和农民的孩子常念诵的一首渔歌中，就有这样的悲惨的句子：“一日七升，一日八升，两日勿落两天不下河打渔，饿得发白;一日七升，一日八升，两日勿落，要哭出声。”这些对鲁迅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鲁迅知道农民“是毕生受着压迫的，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 当初在磨店老家时，有一年，李殿华抱回一个正在出天花的女孩。那女孩在路边啼哭不止，浑身发烫，显然是个被遗弃的病孩。李殿华虽身在乡下，毕竟是个小知识分子，略懂些医道，尤擅长儿科，见了心怜之，于是抱回家收治，几番调治后居然治愈了。女孩病虽好了，但脸上却留下了稀稀落落的白麻点，这对女孩来说是个不小的缺陷。女孩没有地方去，就成了李家的一员，长大后就在李家帮着干活，她要以辛勤的劳动来报答李老太爷的养育之恩。她既然要整天跑进跑出地干活，也就没有必要像深闺里的小姐一样裹小脚了。同时也没有亲生母亲在旁监督她裹脚，那双自由自在的大脚就成了她生活中的好帮手，什么重活儿都不含糊，但久而久之成了村民们的笑料。 在封建社会，这样的姑娘长大之后是无法找到一门好婆家的，何况还是个被丢弃的孩子，亲爹娘还不知在哪里。但她不知道，有一双善良的眼睛早就在注意她了。这就是李家的四少爷李文安。李文安是个心慈面善的人，见不得人家受苦。有一天他晚上从外面回来，看见姑娘劳累得倒在灶门口就睡着了，就顺手脱下外衣盖在姑娘身上。其父闻知后，知道儿子对姑娘有情，遂命之结为夫妇。 但世事难预料，新娘子非凡才能在婚后不断地表现出来。 她是李家的大功臣。丈夫在家时要读书备考，在外时要秉公做官，家中一切，就只能由她负责打理。她还为李家生了六男二女。六男即李瀚章、李鸿章、李鹤章、李蕴章、李凤章、李昭庆兄弟;两个女儿，大女儿嫁记名提督、同县张绍棠。二女儿嫁江苏候补知府、同县费日启，都嫁得十分风光。她的大智慧还在于，每当丈夫和儿辈遇有升迁，别人总是喜笑颜开时，她却不然，她总是不露喜色，反而沉静地时时以盈满为戒，显示了“福人”的真功夫。 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名气大争议更大。他是大名鼎鼎的“南海圣人”，但也有虚伪做作的一面。举例来说，他极有表演欲，演技也甚为高超，堪称影帝级人物。 1918年，词学大家郑文焯病逝。康有为听说后，大为窃喜，他知道郑家珍藏着许多罕见的宋版书。当时宋版书价格非常高昂，一页值一两黄金。眼下，郑文焯去世了，康有为便打起了那批宋版书的主意。 一天，康有为打听到郑公子不在家，便到郑家吊唁。一进灵堂，康有为就大展其出神入化的精湛演技，扑通跪倒，跟死了亲娘老子般号啕大哭。好半天，他才对郑文焯的遗孀说：“嫂子，文焯生前跟我说好要送给我几部书的，我想取走那些书，好留个念想。”看到大名鼎鼎的康圣人这么重情讲义，早就感动得一塌糊涂的郑太太没有多想，打开书柜，让他自己去拿。康有为找出那批宋版书，用个包袱裹好，往肩上一扛，推说有事，脚底抹油溜了。 郑公子回来后，连呼上当，立即去找康有为，想要回那批古籍。但康有为却是个老滑头，一看郑公子急急赶来，就啥都明白了，立马切换成表演模式。还没等郑公子开口，他就一把拉住郑公子的手，眼泪哗哗淌得跟自来水似的，边哭边叨叨，细说与郑先生几十年的老交情，把郑公子整得很纠结很矛盾!老康还硬留郑公子吃饭，招待得别提多热乎了。吃人的嘴软，郑公子不好意思开口要书，无奈空手回家。老戏骨康有为轻易击败菜鸟郑公子。 辛亥革命后，大家一窝蜂地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就连末代皇帝溥仪都亲自操刀剪其辫，但亡命日本的康有为仍留着他那大清朝的辫子。这般异类的造型，使得他走在大街上经常被人强势围观欣赏。学生梁启超多次劝他把辫子剪了，他死活不愿意，表示要誓死效忠大清朝，并发誓：“打死我都不剪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