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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餐礼仪的论文 西餐无论从形式、内容到进餐的礼仪都与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全然不同，它能顺利地打进中国市场，并不仅仅是崇洋思潮的影响，也因为它对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在古人的心目中，以吃喝为主要内容的宴饮，它的意义远在吃喝以外。 《周礼》说: “以乡燕宴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用宴饮联络宾客，敦睦亲属，亲善友谊是中国人的传统，遇有婚丧喜庆、联谊、册封、庆功，结盟的，没有哪个节庆不以吃喝为特色。以吃交好，以吃释怨，以饮消愁，都以吃喝为高潮，吃喝成为中国人联络亲朋，整合关系的重要方式。 然而以中式宴饮为交往方式，除了三、二知己小酌以外，大宴宾客都是群体性的活动，尊卑有序的程式，拘守进退的礼仪，并不便于宾客的自由交往，有什么私密话也很难避开别人的耳目，而西式冷餐会、自助餐比传统中餐的宴请提供了自由宽松的气氛，更便于交谈，增进联络。晚清以来社会交往扩大，外事活动增多，吃西餐成为待客的新方式，黎元洪入京谒隆裕太后，有人讥之曰:“一卧瀛台经岁暮，几回请客劝西餐。”可见清宫备西餐已是寻常，这在宫中又称为“洋饭”。溥仪在御花园举办茶点会，用御制的酒杯盛上洋酒招待英、美、日等各国使节和夫人。 茶点会往往在台上放置三明治、土豆片、计司条等各种西式冷菜，席间只有少许座位，主人和宾客大都站着边吃边谈，由待者端着盛满西点和酒水的托盘在宾客中穿梭，由宾客自由取舍，这种别具一格的餐饮方式深受人们的欢迎。 在上个世纪之交这已成为中外官员，权贵显要，聚会、谈判的重要形式，位居东交民巷附近的六国饭店是经常举行盛宴的场所，时人记载说: 六国饭店在中御河桥边，建筑壮丽、陈设华美，较之沪上汇中，殆过不及，从前为外交团俱乐部。光、宣之交，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六国饭店，。”官场借助西餐酒会进行交际，民间也争相效法，由官员士大夫和富商大贾的带头，西餐馆很快在中国立足、生根。 据民国时期《上海市场大规》记载，清末民初上海有一江春、一枝春、一品香、大观楼十多家;1903年北京海宴楼开张不久，《大公报》刊文说:“ 北京自庚子乱后，城外即有玉楼春洋饭店之设，后又有清华楼。近日大纱帽胡同又有海晏楼洋饭馆于六月十七日晨开张。盖近年力主人于西学西艺虽不知讲求，西洋习者正复不少，于此可见一斑矣。” 西餐是对西方餐饮的统称，其实法式菜、英式菜、德式菜、俄式菜等各有千秋，无一不反映不同民族的喜好和特色，这对中国人又是见所未见之事。法国人对什么酒配什么菜都有讲究，海味要配白兰地，清汤需品葡萄酒，野味要与红酒相伴，色拉非得用甜酒，一道道酒配以一道道菜，进餐者在享用美味的同时也充分享受了这丰富多采的过程;英国人注意绅士风度，起床首先要饮红茶，早餐要有麦片、咖啡、面包、水果、煎鸡蛋，午饭只要简单的三明治，下午要有下午茶，晚餐则是最丰富的一顿，牛羊鸡鸭、水果点心，各式俱全，食谱和程序都要照章办事;美国人进餐不拘一格，以英式菜肴为主，融汇欧亚于一炉，制作不讲求搭配，什么都可以加混在一起进食。 中国人本来喜爱大家围坐一起，热菜、热汤、热饭，吃得热热乎乎，西餐的口味、制作与中式餐饮大相径廷，但嗜好美食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兼容各种美食的能耐，对西餐也是这样。西式菜很少用油盐酱醋烹饪，大多是原汁、原味上桌，调味品主随客便，油盐、果酱、胡椒、芥末、柠檬等都由个人的嗜好取舍使用，进食的宾客各不相谋，更无相互夹菜的习惯。对此，当时人记载说:“欧美各国及日本之会食也，不论常餐盛宴，一切食品，人各一器。 我国则大众杂坐，置食品於案之中央，争以箸就而撄之，夹涎入馔，不洁已甚。” 对这分食制人们由陌生而认同: 番菜馆为外国人之大餐房，楼房器具都仿洋式，精致洁净，著名的有四马路海天春、一家春、一品春、杏林春等。“人各一肴、肴各一色，不相谋也不相让，或一二人，或十数人，分曹据席，计客数不计席数，向时华人鲜过问者，近则裙屐少年，巨腹大贾，往往携姬挈眷，异味争尝，亦沾染西俗之一端也。” 更重要的是，从这“人各一肴，肴各一色，不相谋也不相让。”的食俗中体会到西方人尊重个体自主的生活方式。这种进餐方式还带来了社交中的平等意识，即使贵为王公贵族，在茶点会上也和宾客一样，都是站着进餐，来的都是客，不分贵贱，这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事。 宴请中的平等意识对中国男尊女卑的旧风俗是一大冲击。 在西式酒会中男主人带夫人出席，在西方是一种礼貌，可在中国却为社会所不容。1878年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偕同夫人，宴请英国绅商仕女，在中国官场却引起舆论大哗，认为身为朝廷大员携内眷赴宴，男女混杂，不成体统，因此“传为笑柄，群指郭公为淫佚放荡之人”，为此《申报》发表专题评论《论礼别男女》一文，为其辩护。 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还不断重申禁止良家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