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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哲学论文 现代政治哲学的价值翻转 作为20世纪西方的保守主义理论大师，列奥·施特劳斯的观点在西方社会可谓新颖而具冲击力。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西方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虚无主义，它具体表现为：“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想要什么——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1]根据施特劳斯的看法，西方虚无主义是现代政治哲学的产物，是现代政治哲学弃置古典自然正当的结果。换言之，在古典时代，由于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自然正当的关注，现代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并不成为当时政治哲学的主要问题。那么，究竟在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上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发展和演变，才使得古希腊政治哲学及其所探求的自然正当和普适价值逐渐为人们所弃置并使虚无主义成为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本文试图以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浪潮思想为基线，对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于传统政治哲学在价值取向上的翻转和转向进行考察。 一、现代性的第一次浪潮：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及其对古典政治理性 主义的反叛 在施特劳斯的视域中，现代政治哲学的始作俑者是马基雅维利，正是马基雅维利首次较为系统地“质疑了传统政治哲学的价值”[2]、抛弃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一系列原则、奠定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马基雅维利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反叛，在施特劳斯看来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在政治哲学研究的侧重点上，与古典政治哲学以考察社会的应然为要务，并以应然来观照和批判实然不同，马基雅维利将政治哲学定位于探讨“人们实际上是怎样生活的”[3]。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传统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就在于其过于理想化，它试图臆想一种“从未存在过的共和国与君主国”[4]，并着眼于思考“人们应当如何生活”[5]。然而，马基雅维利认为，古典政治哲学所探讨的这种应然的政治生活或最佳的政治秩序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空想，它无法为现实的政治生活困境的化解提供有效的策略。马基雅维利摒弃了传统政治哲学的这种理想化倾向，主张政治哲学应从古典式的那种关注应然向关注实然转变，正是这种转变使得原来那种以追寻“终极目的”“完善状态”和“独立于人的意志”[6]的自然标准的政治哲学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同时也为现代意义上的那种以强调价值中立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其次，与古典政治哲学强调机运，认为理想政治图景或“最佳政制”的实现与机运紧密相关，因而其能否实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不同，马基雅维利认为机运是可以为人们所控制的、人的理性可以控制机运，从而使一定的理想图景转化成现实，而这种对机运的控制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运用非常手段将糟糕的质料改造为良好质料的杰出人物”[7]。通过对传统机运观的否弃，马基雅维利使人们真正握住了命运的咽喉。而根据马基雅维利的逻辑，人们之所以能够在机运面前实现命运的自我掌控，又是以如下两条代价为前提的：其一，为了实现人对政治生活和自身命运的绝对主宰，减少政治生活的或然性，他首先着力于降低政治生活的目标。根据马基雅维利的逻辑，降低政治生活的目标正是增强政治目标实现的可能性的不二法门。其二，在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上，根据马基雅维利的看法，为了实现目的，人们可以弃置手段的正当性或至少将手段的正当性置于次要的考虑因素。或者说，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只要目标是合理的，手段就可以是随意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与马基雅维利一样，霍布斯也对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理想化倾向提出了质疑。但是，霍布斯对于现代性的推进，相对于马基雅维利而言更为系统和深入。这主要表现在，霍布斯不仅表明了古典政治理性主义 所寻求的自然正当的空想性，更指出了要摆脱这种空想性所必须实现的对人性的理解的转变。在古典政治哲学的逻辑中，对人性的理解具有两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其一，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而道德教化正是挖掘人性之善的基本方式。其二，人是社会中的、政治领域中的人，而非原子式的个体。而根据霍布斯的逻辑，古典政治哲学的空想性实际上正与古典政治哲学这种对人性的上述理解密不可分：在古典政治哲学那里，正是由于人性是善的，由天性善良的人所组成的社会才有可能通过道德的教化而臻于尽善尽美;唯因人性是社会性的、政治性的，他们才可能为了社会的目的而克制自身的私人欲求，以寻求社会义务和社会目标的实现。但是，如若人性并不必然是善的、如若人性并不必然是社会性的，要通过道德教化来实现社会总体的完善性、实现社会政制的完美化，就只能是一种空想。根据霍布斯的逻辑，要摆脱这种空想性，就必须摆脱传统政治哲学的那种“着眼于人的目的或是着眼于作为理性的和社会的动物的人的完善来定义自然法”[8]的做法。霍布斯于是首先在人性观上展开了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反叛：第一，与古典政治哲学把人理解成社会性的、政治性的不同，霍布斯认为人首先是一种原子式的、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个体。第二，与古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