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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青海民俗文化与社会发展论文 青海安多藏族服饰民俗文化功能刍议 摘要：本文将服饰作为一种符号，从民族社会学的角度，对青海安多藏族服饰文化的族微标识功能、身份标志功能、礼俗规范功能、祈福求吉功能及装饰审美功能等进行阐释，以此来揭示安多藏族服饰深厚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安多藏族;服饰;文化功能 “功能”简而言之就是作用，是指任何系统中的某一组成部分对整体系统或系统的某些部分所具有的作用或产生的影响。在功能学派看来，一切文化和社会现象都有存在的现实意义和不可缺少的作用。因此他们主张以功能的眼光解释动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强调把文化作为满足需要而产生的合成体来理解。功能学派的倡导者马林诺夫斯基就认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一人体或心灵的习惯，他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们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者，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 文化要素的动态性质指示了人类学的重要工作就在研究文化的功能。”这段话告诉我们：文化只有在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了人类的各种需要时，才有可能留存和传播，如果失去了这种功能，文化就会在人类历史上消失。 服饰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是通过一定的材料，以一定的色彩、款式结构组合起来，具有相应的功能的系统。作为一种无声的语言，它或显或隐地时时透露着种种文化信息，发挥着多重的文化功能。服饰不仅为人类提供御寒、遮羞、护体的功效，还通过一定物化与符号形态进行着社会与文化的信息交流。作为物质层次和观念层次有机结合的服饰文化现象，安多藏族服饰也必然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其丰富的文化涵义。概括地说，安多藏族服饰的文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族徽标识功能 服饰从诞生起，就具有标识作用。远古时期，各氏族部落成员之间用以区别各自身份的重要标志便是服饰，每一个氏族部落成员会严格按照其所在群体中约定俗成的方式来着装，以求得所在群体的接纳和认可。服饰作为折射主体认同方式的意念情感符号，具有了向心排异的族徽符号功能。《礼记·王制》中曾记载“披发纹身”的东方夷人，“雕题交趾”的南方蛮人，“披发衣皮”的西方戎人和“衣羽毛穴居”的北方狄人，这便是最明显的例证。“一个民族之所以无需语言便可与另一个民族相区别，原因就在于他们各自享有不同的服饰符号。” 闭在古代史籍中，以民族服饰特征来命名的称谓已是屡见不鲜。如：“黑苗”、“红苗”、“青苗”、“红头瑶”、“白头瑶”、“白裤瑶”、“蓝靛瑶”、“白彝”、“黑彝”等不一而是。据地方民族志记载，藏族、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各有近百种服饰式样，这些服饰式样分属于族内不同的一百多个支系。而据调查，西藏的珞巴族服饰，至今仍留存着部落间的区分。 安多藏族服饰具有典型的民族性特点。其“头饰与服饰一起组合为民族识别的标志，同时也成为区别同一民族内部不同支系的标志。”它的“族徽”标识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反映在款式形制上，长袍、长袖、大襟、右衽等基本特征已烙印了鲜明的民族特征，它是本民族生活、历史的见证;反映在头饰上，辫套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识别民族支系或民族地域的重要标志。生活在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农区藏族即绒哇所用辫套呈长方形，宽4寸，长自后脊背至辫梢。由两侧相仿的“加龙”和相夹其问的“拉序”组成，“加龙”为一对，用彩线刺绣分隔成几个框，佩以许多的珊瑚串，其间镶嵌绿松石或其它宝石。 “拉序”上同样用彩线绣成框，框内佩戴八九个拓边碗形、直径3寸左右的银盾做装饰，向下至膝窝外续以红穗交绺。而牧区藏族即卓华的辫套有大小两种样式，大辫套呈长方形，中央布有形如碗状的大银盾6个，周围分别排列有23个小银盾，辫套下方续以红穗缨子。小辫套呈正方形，上镶以各种珍贵的玛瑙、珊瑚、绿松石等为饰，下方也续红穗缨子。如在妇女辫梢末尾看到名为“加龙”的辫套，就可判断其为绒哇藏族，而看到缀满银盾的“门丹”辫套就可判断其为卓华藏族。而生活在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华锐藏族妇女的辫套较为复杂，由辫筒藏语称“加盛”和三大片藏语称“阿热”组成。辫筒一般宽约3寸，长约3尺，成对地佩戴在胸前。三大片中间的一片最大，叫“斗哈”，宽约5寸，长约3尺;两边两片叫“阿热”，宽约4寸，长约2尺。三片用绳子连接成“小”字形，佩戴在身后和两侧。 另外，独具特色的狐皮帽也成为区分民族支系的标志之一，如农区藏族多将一张狐皮分为左右两半，可做成两顶狐皮帽。用料多为软缎、织锦缎等，帽筒高约二十厘米，围帽筒上卷一周，后有一开口，两边各缀以一彩带，顶口皱褶成簇角，总体成钟形，下口续以狐皮，上翻后戴用;牧区藏族多将一整张狐皮做成一顶帽子，帽体高大，帽顶为圆形，多用数片色彩各异的绸缎叠压而成，看上去像一朵绽放的鲜花，异常美观。诸如此类的外部显性表征，既是安多藏族族内不同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