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弗洛姆的人格理论和性格类型理论看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形象 1.docxVIP

从弗洛姆的人格理论和性格类型理论看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形象 1 从弗洛姆的人格理论和性格类型理论看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形象lpar;1rpar; 摘要张爱玲的《金锁记》着力表现的是市民出身的姜家二少奶奶曹七巧悲剧的一生。病态的社会和低下的家庭出身是她人格变异的根本原因，她是施虐狂和破坏狂，她对人心存疑虑，是弗洛姆关于性格类型理论中的典型的“贮藏型”形象，本文试图以弗洛姆的人格理论和性格类型理论来分析曹七巧形象，以揭示曹七巧人生悲剧的真正原因。关键词性格破坏欲生存需求贮藏型文章编号1671-0703（2021）09-075-02 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是当今新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权威，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弗洛姆把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结合起来，强调社会的大切面对性格的影响。他把性格分为两个部分：“个人性格”和“社会性格”。“个人性格”是同一文化群体中各成员之间行为的差异，它受人格的先天因素和社会环境、特别是家庭环境的影响。“社会性格”是同一文化群体中一切成员所共有的，其作用在于稳定社会的观念形态，巩固社会经济地位及保持现存的社会理想。人的性格主要由社会性格决定，在此基础上表现出个人性格的差异。因此，弗洛姆认为，健全的社会使人形成良好的性格，而病态的社会则会造成病态的性格。 张爱玲的《金锁记》记叙的是一个发生于二十世纪初上海城的故事。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战争不断，硝烟四起，生存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的人们没有安全感，他们总有一种忧患意识，一种朝不保夕的担忧，这种社会容易使人产生及时享乐的思想。民国时期的上海，封建专制制度并未完全瓦解，封建思想和伦理道德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与此同时，西方的拜金主义又在这里留下深深的烙印。于是，亲情、友情和爱情在新旧交替的社会中失去了立足之地，取而代之的是对金钱的盲目崇拜。金钱以其无比巨大的力量消解了人性中的美好情感，人性已经完全被金钱所扭曲和腐蚀。 《金锁记》的主人公曹七巧，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的一个生命个体的典型代表，她身上有着所有生存于民国时期的上海的个体的共性，即：既有中国封建文化承传给她的专横意志和多疑善妒，也有西方文明带给她的对金钱的疯狂崇拜。同时在这种共性的基础上，由于先天因素，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的影响，她又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这具体体现为她的“个人性格”。曹七巧出生于一个开麻油店的小市民家庭，麻油店这种行业在当时是一个“低三下四”的行业，因而生于这一家庭的人也便成了低三下四的人，他们总是处于被轻视的处境。小说一开场就是小双和凤箫的对话，从她们的对话中读者就可以感受到曹七巧在姜家的地位。曹七巧不管怎么说都是姜 家的二少奶奶，论理是由不得丫头们私底下这样议论的，然而作为丫头的小双和凤箫却无比轻视她，根本没把她当个主子，言语之中满是轻蔑和不屑。小双以“龙生龙，凤生凤”来概括曹七巧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又说她是“麻油店的活招牌，站惯了柜台，见多识广”的，言语之中的轻视与讽刺可见一斑。事实上，小双的话也不无道理，成长于小市民家庭的曹七巧，自小就没有大家闺秀受到的那么多约束，又因为家里开了麻油店，必然会同各种不同的人接触，这在她自己的回忆中有一段很好的表述：“临着碎石子街的馨香的麻油店，黑腻的柜台，芝麻酱桶里竖着木匙子，油缸上吊着大大小小的铁匙子。漏斗插在打油的人的瓶里，一大匙再加上两小匙正好装满一瓶，──一斤半。熟人呢，算一斤四两。有时她也上街买菜，蓝夏布衫裤，镜面乌绫镶滚。隔着密密层层的一排吊着猪肉的铜 她看见肉铺里的朝禄。朝禄赶着她叫曹大姑娘。难得叫声巧姐儿，她就一巴掌打在子背上，无数的空子荡过去锥他的眼睛，朝禄从子上摘下尺来宽的一片生猪油，重重的向肉案一抛，一阵温风扑到她脸上，腻滞的死去的肉体的气味。”这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不受任何礼教约束的个体，一个大胆而泼辣的女子形象。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曹七巧，无疑带有小市民的自私、爱计较、说话直露粗俗的性格特点。自古以来，传统社会崇尚的是小家碧玉或者大家闺秀，像曹七巧这种性格的女子是不容于当时社会的，伴随着她的的成长形成了这种性格已经是她的不幸，更不幸的是命运偏偏让她嫁入豪门，成了姜家的二少奶奶，她的人生注定会是一个悲剧。 弗洛姆认为，人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会促使人格向两个 方面发展：一方面是非生产性人格，另一方面是生产性人格。非生产性人格是病态消极的，而生产性人格是健康积极的。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满足人的生存需求，尤其是如果使人感到不安全，那么人就会发展所谓的逃脱机制。逃脱机制有施虐狂、受虐狂、破坏狂、自动归顺。施虐狂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试图使他人依赖于自己，绝对地、无限度地对他人发泄自己的能量”；第二种是“剥削他人、役使他人、窃夺他人、搜括他人”；第三种是“使他人蒙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