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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涛与竹林七贤 山涛与竹林七贤 人们指责山涛，贬低山涛，主要认为他不该出仕司马氏。如东晋孙绰说：“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隐，若以元礼为龙门，则当点额暴鳞矣。”[1]似乎只有隐而不出才能为名高。尤有甚者，把他的出仕看做是一种变节行为，把山涛看成叛党。如余嘉锡先生说：“巨源之典选举，有当官之誉；而其在霸府，实入幕之宾。虽号为名臣，却为叛党。平生最与时俯仰，以取富贵。迹其始终，功名之士耳。”[2]（P536）这与当时孙盛的评价“通简有德”不同。（《世说新语·品藻第九》注引《魏氏春秋》）之所以有如此差异，是因为其中存在着一个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的问题。 魏晋之际政治斗争极为残酷，士人的政治热情骤减，原有的个体存在的价值、人生的意义无复依存，他们在彷徨中承载着巨大的失落。与此同时，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剧，迫使个体去寻找新的精神归宿。而竹林七贤就是这群士人的先锋。他们选择以庄子的人生哲学来标榜人的自然之性，企图重新再塑造士人的个体人格。嵇康在《释私论》中阐述道，要做君子，就必须超越社会上的清规戒律、条条框框，顺着自己的自然本性生活。这样的个体往往能够不以外物为累，不与大道相违，而与物情顺通。正因如此，要张扬主体人格精神，维护主体的人格独立而不屈服于外在的压力，就必须看到万物都有各自不同的性，而性又要各适其自然，因此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强调“和而不同”，让每一个个体都各循其性来与社会群体和谐一致。而要实现“和而不同”，就必须以反对“同而不和”为前提，因为如果从“同而不和”这一思想出发，人与人之间就必然会“驰骋于世教之内，争巧于荣辱之间”。[3] 正是这样，竹林七贤他们之间的彼此相投，不是“同”，而是在“和”这一前提下的“不同”。他们高举自我，放情肆志，像嵇康高洁、正直、孤傲，如孤松独立，决不与司马氏合作；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至慎著称，放诞不羁，却混迹司马氏身边等。这种种的不同，是竹林七贤对“自然”不同的体认，是他们个性的充分体现。个性的展露其实就是竹林七贤对个体人格独立的一种追求，是他们七贤风度的具体体现。而竹林七贤为人称道的不是他们的气节，而正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潇洒狂放、颓废不语、“师心”“师气”的风度。这种风度成为魏晋一代士人的代表，也是这一特定时代士人人格的主体精神的显现，他们的追求以及在追求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就成为这一名士集团的标识。 竹林七贤既然追求的不是形迹的相同，而是在饮酒谈玄中的神交、神解，彼此的精神交流，精神的超越，那么评价竹林七贤就应从他们“和而不同”的结交原则出发，以他们的精神追求为着眼点，结合当时社会的思想实际，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知人论世。 山涛从小志向远大，十七岁时族人就加以推荐。虽然他“性好老庄”，从老庄中吸取自然的人生格调，但他对老庄自然的体认却不同于嵇康，他把世俗的存在看做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人类个体应加以调整来顺适这个“自然”。用他自己的话说，“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世说新语·政事》）大自然有消有息，是变化的，人也应该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才是自然。正是这样，山涛先隐身自晦，后又出仕司马氏，却不是矫情，不是投机钻营，都是任其自然的结果。因为从曹魏与司马氏之间的残酷的政治斗争来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并无什么正义可言。更何况曹魏统治者，连年的战争，再加上生活的荒淫奢侈，不但没有多少建树，反而弄得民力凋弊。而司马父子苦心经营几十年，登上皇位，似乎也是历史的必然。象山涛这样的士人出仕做官，是因循这种历史变化的结果，本无可厚非。并且山涛在曹爽诛杀之前，只做过几任小官，根本算不上曹魏集团的成员，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变节”，更不能视为“叛党”。因出仕司马氏而贬抑山涛者，显然是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局限，对魏晋之际的政治形势缺乏正确的把握，视曹魏为正统，司马氏是篡权的奸臣，而过分强调士人的忠孝节义，以七贤的政治倾向作为评价标准所造成的。 余嘉锡先生认为山涛“平生与时俯仰，为取富贵”。其实山涛虽居贫，但并没有像王戎一样，贪财聚敛，为官几十年，连生活的基本物质都非常缺乏。终其一生，山涛只有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致使晋武帝为他立室。显然说他为取富贵，失之偏颇。而“与时俯仰”也存在着怎么看待的问题。从当时人们对山涛的赞扬来看，主要是他的“伟量”所表现出来的风神气度使他成为名士，叫人叹赏。而这“伟量”也使他在政界能“心存事外，与时俯仰”。（《世说新语·贤媛》注引《晋阳秋》）他静观时局的变化，把老庄以柔克刚、知雄守雌的辩证思想运用到处世上来，以不争而争，以无私而成其私，往往采取以退为进的方略。每一次矛盾斗争到来，他害怕为世俗所摧折，于是上表请退，他仕晋三十多年，陈情请退表不知多少次，结果不但没有免官，反而不断升迁。要不失去自我而顺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