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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 我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 “见异思迁”让我时时不忘开拓创新；撞了南墙不回头让我百折不饶，愈挫愈坚、嗜才如命，我的企业才走出困境，柳暗花明。 　　我出生于益阳市赫山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母本来为我取了一个不普通的名字――“张荣贵”，希望我长大后能与荣华富贵结缘。可惜上户口时人家图方便擅自将“荣”改成了“云”，莫名地就让我与一座高原同名了。因而我至今都未能大荣大贵，但好歹还是沾了一点“富”气。要不像我这样没有文化又不安心守着几亩田地过日子的农村青年不少，为什么我能从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小老板呢？ 　　 　　我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 　　 　　因为生在贫穷的农家，很小的时候我就懂得生活的艰辛。1979年高中毕业后，我回家务农，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摔成八瓣，付出与收获却不成正比。于是我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学过打铁，到水电安装公司上过班，最后都放弃了。打铁体力上太辛苦，我吃不消，在水电安装公司上班又太安逸，觉得空虚无聊。我一直在挖空心思寻找适合我的职业。1984年，我借了几千块钱承包了益阳市邮电局养猪场，成天围着几十头小肥猪忙得团团转，满脑子都是发财梦。然而，命运捉弄了我，活蹦乱跳的小猪刚刚长成百来斤，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猪瘟全部放倒了，血本无归。我意识到没有一点医学知识搞养殖是盲目的，于是很快把目光投向日渐红火的餐饮业。不久，一个朋友说益阳有一家饭店想转让，我马上联系到那家饭店，对方要5000元钱转让费。我当时刚刚经受了猪瘟风波，别说5000元，就是50元也拿不出来。可我不想放弃这个机会，天天往亲友邻居家里跑，找他们帮忙。仿佛怕猪瘟传染到身上似的，他们一个个看到我就躲，谁也不肯借钱给我。我不泄气，仍然低声下气地说好话求人家。最后，一个邻居被我缠恼了，他冷冷地盯着我说：“你站起来个子比谁都高，称起来重量比谁都重，怎么就是干不出点人事呢？谁的钱不是辛苦钱，谁舍得送给你去糟蹋？有时间多琢磨着干点正事，少异想天开，癞蛤蟆是吃不到天鹅肉的。”走出门，我的泪水汹涌而出。男儿有泪不轻弹，在那一刻，我发誓：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 　　1985年，大棚蔬菜还没有在湖南推广，我从电视里看到广东的辣椒一年四季都很便宜，便想搞长途贩运。拉了几个伙伴，去广东电白县运了第一车辣椒回来，很顺利。买进来8分钱一斤，运到益阳能卖7毛钱一斤。我们乘胜追击，又接连做了好几趟，大赚了一笔。后来做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利润就没那么高了，我赶紧见好就收，在益阳承包了一家饭店开始搞餐饮。那个时候生意比现在好做，人都单纯，竞争也没现在这么激烈，加上我脑瓜子不笨，几年下来，有了一笔不小的积蓄。1989年，我听人家说长沙中巴客运很赚钱，又毅然放弃益阳正红火的餐饮公司到长沙经营中巴客运。干了3年，发现长沙火车站周围的饭店生意不错，又萌发了重操旧业的念头。1991年底，我在火车站对面买下了一个门面，我的“楚云饭店”开张了。对于餐饮，我可以说是熟门熟路，加上地段好，服务态度也好，生意很快红火起来，饭店的规模越来越大。1993年，我在省储备局又买下一块地，建了招待所，这时我的事业可以毫不谦虚地用“蓬勃”两字来形容了。 　　我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从打铁匠到水电安装工，从养猪到长途贩运，从中巴客运到涉足餐饮，再从益阳到长沙，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地方，都有我不安分的足迹。在字典里，“见异思迁”是个贬义词。可我觉得除掉其中盲目的成份，它也代表一种创新精神、开拓精神。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我才没有满足于眼前取得的一点点成绩，才会无论是失意还是得意时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才敢放开手脚，恣意挥洒创业激情，不断扩展自己的王国，也才有今天的成功。 　　 　　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 　　 　　我“见异思迁”的老毛病在事业有了起色的时候又开始犯了。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朋友邀我到浏阳去钓鱼，发现浏阳的纺织业特别红火，毛巾产业在那儿已形成规模。于是我想到了八九十年代曾经红极一时的益阳毛巾厂。同样是毛巾产业，为什么人家能经营得那么好而我们却做不好呢？我们可不可以向人家学习一些经验呢？当时我正在考虑创办工业企业的事，因为我觉得，没有工业做依托，没有产品促发展，光凭搞第三产业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名牌企业都应有自己的产品。我想过办餐巾纸厂，因为我们湖南还没有餐巾纸厂，可是通过社会调查得知餐巾纸厂对环境污染严重，只好打消这个念头。后来又想过办打火机厂，然而命运却让我跟毛巾产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7年5月，益阳举办第二届竹文化节，目的是推介益阳，招商引资，我和所有在外乡创业的老板全被召了回来。当时的益阳毛巾厂已经停产7年，是政府的一块心病。工人没有工资，经常集体上访闹事，益阳市政府希望找一个愿意出资的人承包工厂。原益阳毛巾厂厂长夏清尧动员我把厂子包下来。他说只要投入50万元就可重新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