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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基层“放管服”改革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思考 “放管服”改革是新时代以来我国深入实施简政放权、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步“先手棋”。基层政府（县、乡）作为“放管服”改革工作重要的承接主体，同时也是“放管服”改革研究最容易忽视的盲区。“放管服”改革的本质是全面清理政府职能，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职能的法定化，从而激发市场活力。基层“放管服”改革当然也不能脱离“放管服”改革的本质，否则可能偏离改革最初设定的方向。因此，要兼顾先行先试与顶层设计，及时化解改革引发的司法问题，激活存量权力，提高服务质量。 2015年5月12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首次提出了“放管服”改革的概念。“放管服”改革是在当前推动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下，从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入手的政府管理创新。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重大举措，“放管服”改革围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管齐下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自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放管服”改革思路以来，各级政府都在奋力推进“放管服”改革走深走实。基层政府作为国家最基础的行政单元和直接面对群众的工作一线，也是“放管服”改革反馈问题最多、检验改革成效最直接的地方。由此，专项的基层“放管服”改革研究，对于促进基层“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提升基层“放管服”改革整体质量、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极为必要。 一、基层“放管服”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效 目前，关于“放管服”改革的研究已较为丰富，笔者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输入“放管服”进行关键词检索，共搜索到逾400条记录，我国基层“放管服”改革成效显著。 （一）基层“放管服”改革推进迅速 新时代以来国家推进各项改革决心够、力度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氛围里，基层政府积极探索“放管服”改革措施有力，推进迅速。许多部门自实施“放管服”改革以来，将该取消或该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或下放，切实做到简政放权;通过推行重点管理、分级分类管理、台账式管理和网上跟踪管理等方式，切实增强管理水平;大力实施软、硬件建设工程，推出预约办理、延时服务、限时办结等措施，切实提高服务质量。不少地方通过实行清单化管理、推行事中事后监管和提升政务服务效能的组合拳达到了简政放权、深化改革的目的。 （二）基层“放管服”改革经验丰富 部分地区在“放管服”改革工作中不断探索新思路和新方法。如广州市白云区用自助服务与购买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市率先开设24小时自助服务区，方便群众自助办理业务。同时围绕民生事项开展政府采购，提供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成都市高新区以集中系统培训和分类专业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对基层一线的办事人员进行培训，极大地提升了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办事水平。成都市武侯区设立行政审批局，试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试点，依法将全区22个部门的170余项行政权力进行集中行使，显著提高了服务事项的办结效率。 （三）基层“放管服”改革效果明显 李克强总理指出，“放管服”改革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大改革之举，对近几年扩大就业、壮大新动能、经济稳中向好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近年来，各地“放管服”改革社会效果十分显著。如广州市白云区通过大力实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围绕民生事项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既方便了群众办事、促进了社区发展，又破解了基层承接公共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成都市武侯区引入五星级酒店管理理念，制定政务服务规范化手册，加强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近几年公众满意度测评指数显著提升;上海市长宁区借助大数据并充分调动公众广泛参与，让监督工作更具公正性。 二、当前基层“放管服”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放管服”改革被许多人视作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当头炮”，而基层“放管服”改革无疑是“放管服”改革的前沿阵地。不过，目前关于基层“放管服”改革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基层“放管服”改革还面临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基层“放管服”改革缺乏与立法的衔接 有学者总结，中国过去搞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经验是渐进式改革，即“摸着石头过河”，但当改革转入“深水区”后，渐进式改革的模式似乎遭遇到了瓶颈，能否在某些领域或某些环节采取激进式的变革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思考。渐进式改革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特征是碎片化，相对而言，激进式改革则更多地体现出整体性的特点。基于这样的差异性，激进式改革对改革的顶层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在“放管服”改革工作中，各级政府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多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代替，但法律法规所设定的行政许可的效力并不会因为政府简政放权的相关政策而归于消灭。为主动适应“放管服”改革的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国务院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