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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身份认定应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导向 消费者身份认定应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导向 本刊记者 王婧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有望于今年年内公布。而在该《条例》征求意见时，其第二条规定受到广泛争议。第二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利受本条例保护，但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 这条规定也被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是在变相将职业打假人拒之“消费者”概念的门外。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职业打假人的行为?作为社会知名职业打假人之一，王海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职业打假人的行为在实践中经常会受到质疑。但职业打假人制止售假、制假的力量也不容忽视。 应当如何看待职业打假人群体?能否因规制职业打假人而影响到消费者权益保护?对职业打假人群体又应如何规制? 知假买假应否受法律保护 究竟能不能以“营利”为标准，将消费者和非消费者划出一条界限? 在刘俊海看来，倘若买假者向法院提起天价索赔的巨额请求，但未获法院支持，则消费者预付的巨额案件受理费亦由作茧自缚的原告自己承担。如果消费者索赔过高，经营者完全可以拒付，但消费者天价索赔的行为自身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但消费者并不因为提出了天价赔偿而被否认其消费者的身份。 记者咨询了法律专家邱宝昌，他表示，要在个案中具体判断，究竟什么是“营利”，但对于判断的标准，邱宝昌并没有给予记者明确的答复。 王海表示，问题在于是否能够以“营利”为判断标准?而又应该据以何种标准认定“营利”。 在职业打假人的实践操作中，经常会将疑似假货的货物买入、取证，进而再向工商部门举报，有的案件还要进入司法程序。 “这个过程非常繁琐，而且在没有结论之前，并不知道能不能获得赔偿，结果是不确定的。”王海说，如果说购买了假货，法院判赔，消费者获得了利益，就定义为‘营利’，那假设输了，没有获得赔偿呢?就不认定为‘营利’吗?” “营利”的认定目前并不具备可操作性，没有一个客观判断的标准，并且主观动机是无法考察的。 据记者了解，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是首部明确保护疑假买假者的司法解释。 “《规定》体现了重点治乱、安全至上的理念，旗帜鲜明地保护知假买假打假的消费者行使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刘俊海说。 职业打假人能否享有“惩罚性赔偿” 无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相关规定如何制定和修改，终究离不开“保护消费者权益”几个关键字。而如何有效地保护消费者权益被认为是立法技术问题。“惩罚性赔偿制度被公认为最具有威慑力的制度”，王海表示。 199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开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先河。2021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一步继承、坚持和发展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刘俊海向记者表示，惩罚性赔偿制度既可以提高维权者个人收入，又可以铲除售假现象。 正是因为这条规定，民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加入了职业打假人的队伍。 “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知假买假者，疑假买假者等惩罚性赔偿人不是刁民，也不是讼棍，而是法治市场社会中睿智理性的消费者。”刘俊海说。 王海则从实践角度，向记者描述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作用。“在惩罚性赔偿出台之前，打假是一件费时费力费钱的赔本买卖。而在惩罚性赔偿制度，特别是假一赔三、假一赔十制度出台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职业打假的队伍中，使得打击假货的积极性和力度都空前高涨。”王海说。 在王海看来，受到惩罚性制度的利益激励，职业打假呈现出“井喷”态势。“在惩罚性赔偿制度出台之前，单纯依靠行政机关打假，是没有足够的人力完成如此巨大的工作量。全国8000万家市场主体，但是全国工商系统的工作人员只有40万人。如果没有民间打假力量的补充，杜绝假货只能是一句口号。”王海表示。 职业打假人能不能和消费者一样享有“惩罚性赔偿”的权利?刘俊海则表示，除了偶尔被动遭受欺诈之苦的消费者，以疑假买假索赔的人(职业打假人)也可依法行使民事权利，进而有效遏制制假售假的失信行为。倘若职业打假人依法注册公司，并依法接受受害经营者或协助服务，则此类公司不能依据《消法》行使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但有权请求委托人支付约定报酬。 遵循消费者利益优先原则 职业打假人队伍在不断壮大的同时，其乱象也是不容忽视的。 目前职业打假人队伍中，确实也出现了一些假冒打假者之名，实施诈骗之实的消费者。“在超市调包后，拿着调包的假货去维权，这实际上已经是欺诈行为了。”王海说。 但是，这只是职业打假人中的一部分，“并不能因为职业打假人队伍中，有一些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