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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供给侧要避免四个误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标志着我国宏观调控理念的重大创新。这一概念引来社会高度关注，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认识误区。 　　第一个误区，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刺激供给，或者简单理解为增加商品或者劳务。在产能过剩形势下，单纯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只会带来进一步的产能过剩。实际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是如何让供给变得有效，与一般性要素投入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并非简单增加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的投入。 　　推进供给侧改革要抓住结构改革这个“牛鼻子”，通过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来推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如果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侧搞刺激，用政府之手有代替市场之手，可能会走向供给侧改革初衷的反面。 　　第二个误区，将供给侧与需求侧对立起来，认为需求管理已经失效。任何一个理论的提出，都不能忽略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和13亿人口的实际。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是产品销售和价值实现的重要条件。在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等扩大总需求的手段还有很大空间，即便在东部发达地区，更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更具品质的消费需求也是国情所需、民心所系。 　　从国际经验看，任何理论的适用周期也不是永恒的。凯恩斯理论的成功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得到充分诠释，但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卡特政府再度使用时，美国经济却陷入“滞胀”的泥潭。总体来讲，供给侧与需求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既要考虑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也要着力于眼前经济的稳定增长。 　　第三个误区，没有看到供给侧改革可能会伴随痛苦的结构调整，短期可能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需求管理的焦点是“增”，扩大投资、增加消费、促进出口，充分激发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供给管理的核心则是“减”，减少管制、降低税负、淘汰落后产能、化解库存和杠杆，通过“减”来促进结构优化，进而激发企业家的创造活力。显然，这“一增一减”对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反的。因此，不能认为部分经济指标下行，就忽视了改革的长效性。 　　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美国。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后，果断推行减税计划，但税率的下降立竿见影，但税基的扩大却需要时间来培育，一时间财政赤字迅速增加，1980 年美国联邦赤字率仅 2.64%，1983年飙升至 5.87%。幸运的是，几年后这一政策开始见效，奠定了美国长达25年的经济繁荣。第二个是英国。上世纪70至80 年代的英国陷入“滞胀”泥淖。撒切尔夫人 1979 年就任首相后，紧缩货币供给，加速私有化进程，失业率在 80 年代初也从 5%一度上升到 10%以上。但人均产出增长率在 80 年代后明显回升，失业率也在 80 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后明显回落。 　　第四个误区，用西方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理解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西方供给学派主要强调减税、放松管制、反过度福利等。由于我国国情、体制有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要丰富得多。 　　首当其冲的是淘汰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和高杠杆风险。要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实现市场出清。这里关键的一个前提是更多运用市场化手段和法治化思维，避免社会就业发生大的波动。 　　其次一个重要方面是降低企业成本。西方供给学派认为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主要手段是减税。但对我国而言，企业成本高企的原因更为复杂。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成本、社保成本、企业财务成本、物流成本等等不一而足。因此，我国供给侧改革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空间更为广阔。 　　还有就是要素市场化改革。近年来，浙江海宁等地针对排污权、用能指标、建设土地等各类要素的差别化价格机制，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要积极落实我省县域经济综合改革的政策意见，推进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 　　政府自身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障。要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要求，继续推进四张清单一张网建设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政府治理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让民营经济和创业创新活力星火燎原。